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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的问题，只对量刑有影响而不能改变案件的根本性质。
姚教授还认为，警方在事发后立即给凌家巷测试酒精含量，却没有立即查找固定录像资料和目击证人，此处也有疑点。“饮酒与否无论是在定性上还是在量刑上都没有任何影响。从警方最后做出的‘酒后行为失当’的结论看，这样的做法更像是埋下一处伏笔。”姚教授对记者说“这个事件之所以难以立案定罪，恰恰是因为可供采信的证据不足。监控录像所拍摄的是他们去厕所去的那一段。导致孩子情绪失控或受惊吓的那一个过程，并没有录像资料。据说那一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并没有其他的人可提供证言。而是否涉嫌猥亵罪的立案偏偏就取决于在那一个地点，那一时刻所获得的证据怔言。既然没有录像这个物证，也没有人目击者这个人证可以立案，那警方所谓大量的调查取证指的是什么呢？对于这样一个公众高度关注的事件调查他们有义务向公众公布他们所获得的支持他们判断结论的具体证据。”
“是啊，警方确实有义务把所有证据向公众公开的，起码可以达到释疑的目的啊！”记者表示赞同。
姚教授又分析道：“警方判定凌家巷酒后行为失当，他们的证据证言是什么呢？首先，他们是根据谁的证言来确认他实施了一个行为呢？其次，他们是根据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他实施了什么样的一个行为呢？他们又是根据什么样的标准和原则来判定该行为是‘行为失当’呢？他们能否告知公众，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失当动作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程度的失当行为呢？能否向公众说明是什么样的一个具体‘失当的行为’致使一个欢蹦乱跳的孩子受到极度惊吓呢？而且是吓得魂不附体？小朋友说是被掐了不足信，因为当时并没有其他的证据证言。可他们又凭什么说‘使叶姓小朋友有被掐的感觉’，确定小朋友仅有心理感觉而实际上并没有被掐呢？再说，又有什么能证明凌家巷是属酒后动作失控呢？唯一的物证录像显示，凌家巷当时的行走并没有发生困难，他的举止并没有产生障碍，他的言语有清晰的逻辑性。酒是喝多了，胆是壮了，但并没有证据表明酒已经使他失去了意识或行为自制的能力。警方是根据什么判定在那一刻他的行为突然失控意识自制力突然丧失呢？”
旁边另一个记者点着头说：“对这样一个敏感的事件，如果警方掌握有大量的证据，他们是有义务向公众出示的，但是他们没有。”
“对，没有。如果没有，或所掌握的和公众已经知道的一样，那就说明他们对凌家巷的动作行为描述采信的是凌家巷的陈述了。如果凌家巷醉酒失控，那他怎么可能对当时自己的具体动作有那么清楚的记忆？如果他没有失控，他为什么要实施一个失当的动作呢？如果他当时的确没有非份的念头，他为什么要提出用钱来摆平呢？他为什么要承认自己‘干了’呢？一个失当的动作和一个干了的行为，在于这样一个有年纪和资历的人，两者的不同是应该会区分的。猥亵罪的定罪主观要件之一就是性侵犯的主观故意。一个被怀疑和被指证的人，自然会断然否认主观故意的。
小朋友是当事人，对她的话的采信度自然人们有权提出异议，可凌家巷也是当事人，是一个涉嫌人，凭什么可以判定他的陈述要比小朋友的可信呢？凭什么可以把他的话作为事件调查的结论呢？一个原本健康活泼的孩子，一个善良乐于助人的孩子，一个与凌家巷无仇无怨的孩子，凭什么要指证凌家巷伤害自己呢？凭什么她要让自己陷于如此的心理痛苦中去呢？难道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失当动作让这样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产生如此巨大的恐惧？如此骇人的幻觉呢？当警方说她‘有被掐的感觉’，他们问过她了么？如果一定要相信一方，那警方凭什么要选择相信当时处于醉酒状态下的凌家巷，不相信天真单纯的当时意识清楚的受害者叶姓小朋友呢？”
姚教授的一番质问铿锵有力，连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好像都默默地点头。
姚教授的话确实句句在理，在场的人都频频点着头，悟空听了也好像如梦初醒，说：“专业人士就是专业人士，果然看问题的角度与众不同。他的话太有道理啦！”
“他说得好又有什么用？难道警方会因为他这一番分析而推翻自己的结论吗？”八戒不以为然地说。
“公道自在人心，我相信他会受到应有的惩罚的。”唐僧沉稳地说。
“对，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会有报应的！”吴奈咬着牙齿狠狠地说。悟空看了吴奈一眼，不用问，他当然知道吴奈的心在打着什么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