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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在讲述的同时也在倾听，阅读时将我推到离事实近到几乎无法忍受的距离。汉娜克拉尔使我们所有的评价失语，她通过提炼和对情节的安排产生一种毋庸置疑的率直，在脑海中开始回响。她笔下的事件似乎自己在讲故事。汉娜克拉尔的高明之处在于她不加评论，却在每个句子后面无形地参与着。她无须虚构，仅仅通过对词语、词序、剪裁的敏锐感觉，令人叹服地进行文学创作。在她的作品中，事件仿佛被迫回到亲历者的隐身之处。亚历山大沃纳（alexandruvona）则是相反的例子，他在虚构时却给人以纪实的印象。沃纳的文字无须修饰也能熠熠生辉，他这样描写“在家的感觉”：“？我在夜的黑暗中走进房间，认出了凳子。因为我知道，这时候它一定在那里，（而且我知道，我）在同样被黑暗包围的陌生房间中不会认出它——事实上我什么都没看见。”还有“整个城市像音乐会上邻座那一动不动的剪影”或者“我在谈话时关注自己的表情总是多于对方，而我对自己的了解，并不比在对方眼中折射的更多。”沃纳的文字中，迷失在简洁中发生，已经确认的事实重又变回陌生，扩展为范式。但他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却让人不得而知。句子在大脑中做了什么，不会示人。
文章也可以是隐喻的，像安东尼奥罗伯安图尼施（antoniolo波antunes）的作品，将文字拼成画面，再引向迷失：“黑色的情绪和愤怒的忧郁化为云的色彩，在海上团成一个个靠垫，摞在一起，仿佛到处是塔夫绸的双下巴。”这是他的小说鸟儿归来中的句子。
上述三位作家的写作方式完全不同，但他们的文字都将我深深吸引，令人赞叹。他们让我跳出自己，用他们的文字重新审视我的生活。人们在赞美散文时喜欢说，这句话很有诗意，或许是因为它单独存在即能达意的缘故。但散文中的好句子只可能与诗中的好句子，而非平庸的句子相似。不论在哪里，只有好的文字才会有相似之处。“当鸟儿死去，它们的肚皮在风中朝向天空”这样的句子出现在安图尼施的散文中再自然不过。它听上去之所以是好的诗句，只因为它是好的散文句。
在物品及表述行为而非表达思想的词汇中，已经存在太多的陷阱。然而，我又离开花边，走上铺着柏油马路的地毯。我十五岁进城，接触到许多新鲜事物，开始学习罗马尼亚语。起初很吃力，尽管竖起耳朵全神贯注，还是什么都听不懂。我穿上了蜥蜴头皮鞋在街上啪嗒啪嗒，却迷失了自己。走过城市，感觉除了脚尖为高跟鞋存在之外，身上别无他物。我只好尽量少说话。半年以后，一切突然变了，我似乎没做什么，所有人行横道、机关窗口、电车、商店里的货物，一下子都为我学会了这门新的语言。
如果某个地方充斥着你不懂的语言，你就要和它一道去倾听。日子久了，你在这里生活的时光就为你学会了语言，这和大脑没什么关系。我一直以为，人们对词语的倾听不够重视。倾听是在为说话做准备，时候一到，话语会自动从嘴里涌出来。忽然有一天，罗马尼亚语就变成了我自己的语言。不同的是，当我——并非情愿地——不得不用德语词汇和它们做比较时，罗语词汇睁大了眼睛。它的纷杂具有一种感性、调皮、突如其来的美。
村里的方言德语说：风在走；学校的标准德语说：风在吹（wehen），七岁的我听着感觉风在让自己痛(wehen)；罗语则说：风在打（vintulbate），你会立刻听到运动的声响：风不是让自己，而是让别人痛。不同语言对停止刮风的表达也大相径庭。德语说：风躺下了，是平坦的、水平的；罗语说：风站住了（vintulastat），是直立的、垂直的。“风”只是不同语言表达同一事物时持续换位的一个例子，几乎每个句子都是另外一种视角。罗语眼中的世界如此不同，是因为罗语的词汇不同，这些词汇又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织入语法的网中。
百合（lilie），在罗语中是阳性，crin。阴性的lilie和阳性的crin观察的目光自然是不一样的。人们在德语中和百合女士打交道，在罗语中和百合先生打交道。拥有两种视角的人，二者在头脑中交织在一起。阴性百合和阳性百合敞开自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荡着秋千，荡进对方的身体里去。物体内部会产生一阵骚乱，因为它无法清晰地辨认自己了。百合在两种同时奔跑的语言中变成了什么？一个男人脸上的女人鼻子？一片修长淡绿的上腭？一只白手套，还是白色衣领？它散发来与去的气味，还是让我们嗅出超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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