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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历山大沃纳的小说墙中窗里，出乎意料的是，桑椹王也在字里行间穿行。他在这里变身女人，脖子上的蓝色条纹变成了首饰。她脖子上蹲着我童年时的桑椹王。“她接过父亲递给她的玻璃杯，一饮而尽的时候，我注意到她粗壮的脖子上有一根黑丝绒带，上面挂着块奖牌。一个月后，我们明白了父亲没错。我问他母亲是如何杀死自己的，我的问题纯粹是个形式，因为我知道，杀死她的是这根黑丝带？恐怕这勒紧的颈带（手指稍微往里一钩，就能把她勒死）是她直挺挺地躺着不动的原因吧。”
朋友死后，再看到绳子总让我感觉异样，我一直避免接触它们。公车上的悬挂把手我不会去碰。大衣挂在立式衣架上，仿佛脑子里响指一打，脚在其中停留了一瞬，随后离地而去。我在车站的书报亭买了张明信片，讲解各式领结的打法。领结是衣领下、环绕脖颈的再明显不过的绳套。我买得太轻率了，我以为自己能够直面这领结的大阅兵。为了驱走恐慌，我长久地盯着它看，直到它不再干扰我。我把明信片塞到抽屉的最下面，一躺就是好几年。我不会把它寄给任何人，也不想扔掉。
谋杀常常被导演成自杀。反过来，轮到自己人时，自杀也可能被说成是意外。所有中上层干部都效仿齐奥塞斯库打猎的爱好，有的出于自愿，有的则是不得已。打猎成了干部们的一项体育运动，森林里的党员活动，最偏僻的小地方的官员也不例外。蒂莫什瓦的一个干部，因为厌倦了生活，在猎鹿时，趁没人注意，将一颗子弹射进自己嘴里。报纸的“纸房子”说，他在打猎时意外身亡。我认识一个大学生，她父亲当时也在场，所以对真实情况有所了解。我们生活在死亡的威胁之下，生命的长短全由国家定夺，看到这种报道往往会生出许多苦涩的幽默。我那个四五年后被吊死、档案中被写成是自杀的建筑工程师朋友，听到这“狩猎事故”时说：“原本是猎人打鹿，但鹿却穿过了这位猎人的上腭。”我们就“上腭之鹿”编起了笑话，笑话又带出新的笑话，成了连环笑话：“宁要手中麻雀不要口中之鹿”或者“宁要村中教堂不要柜下臭虫，宁要柜下臭虫不要棺上盖子”每个人添点油加点醋，编出一篇即兴童话，一个由零星图像拼成的马赛克，一个压一个，成为小组的一种诗歌练习，用讽刺和挖苦平抑每人心中的恐惧。游戏产生了一种活力，因为每个人都把前面一句进一步推向荒谬。我们的作品像德国童话一样规规矩矩地开始：“从前啊，”紧接着一个罗马尼亚式童话的开始：“从前啊，和从未发生过一样。”罗马尼亚童话都是这样开始的。以这样一个经典罗马尼亚式童话的开端，直指政府蹩脚的谎言，已经足够大家爆笑一场。我们还可以这样不断滚动下去：“从前啊，和从前一样，当时啊，和从未发生过一样。从前啊，也无所谓怎么样。从前的某一次啊，数不清是在第几次了，和从未发生的一样。从前啊，从前的最后一次，打猎时啊，一个猎人，和别的猎人一起，不知道啊，总共是多少猎人。当四周啊，不知道方圆多少里，再没有第二个猎人的时候啊，除了这一个，也不知那是几个猎人当中的第几个？”这种比对要不断升级直到顶点，句子则变成迷宫。
在纵横交错之中的某一个地方，猎人柔弱的粉红上腭要赤身奔跑在森林坚硬的土地上，它必须碰到一只鹿，要长大，长出皮毛和鹿角，和鹿接近到足够以假乱真的程度，最后被自己的主人一枪打死。具体如下：“上腭和鹿彼此相像，像森林和森林相像，像树和树枝和树叶与别的树和树枝和树叶相像，像旗子或豌豆和别的旗子或豌豆相像，正如某个同志和另一个同志相像。”我们有个句子迷宫一览表，很长，那是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把无数路径和弯道放进去，直到脑子里乱成一团。
上面的内容是我自己新编的，原来的早已淡忘，但大致意思是一样的。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命的渴望激怒了国王。习诗使我们更加渴望生命。不加掩饰的幽默笑话是对现政权解体的一种想象，同时也是给自己打气，因为我们嘲讽的对象随时可能终结我们的生命。与其说集体创作笑话给我们带来了喜悦，毋宁说那是我们偷来的喜悦。房间里的确有我们嘲弄的臭虫——窃听器。有时，我们已经记不得哪些内容是自己或朋友编的，在天知道第几次的审讯中，审问者会倒回到这段已被遗忘的时间，用特工分析方法，就我们的“反动观点”个别对质，一字一句和我们清算。有时，他们还把整个故事翻译成蹩脚的罗马尼亚语，翻译后的文字幽默感荡然无存。审讯往往要持续半天，直到自己的脑袋都不知道是谁的了。审讯终于结束之后，我们坐在一起商量对策，如何在否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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