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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小城又来了位市长。市长对于这小城是陌生的，小城对于市长也是陌生的，市长与小城、小城与市长要熟悉个三五年才能相知。
我是在电视上见到市长的，人很精神，讲起话来思维敏捷，逻辑清晰，穿透力很强，感染力很大；他那一言中的话语，让我的感官告诉我——他能是个好市长。
看完关于市长的电视新闻，已经是入定时分，但我无论如何也睡不着，脑海里老是转悠着老县长的身影。恐怕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条件反射吧。
老县长姓金，听人说他是老革命。我是在一九八一年春认识他的。
一九八一春我的老家遇到了历史上前所没有的大旱。早春时节不但滴雨未落，而且是连续不断的大风。几场大风嚎过，大地干裂得像烧过的窑土，没一丝的水分。县和公社两级领导与数万农民一样倍感焦急，都深入到农业生产第一线来抗旱救灾，为确保一次播种一次拿全苗做着努力。身为一县之长的金老爷子来到了大青咀公社朝阳沟大队第二生产小队。
朝阳沟二队，地处大青咀公社与大房身公社交界，是个山沟沟，交通不便，但生产基础条件很优越，社员群众生产积极性非常高涨。朝阳沟二队最突出的是农家肥的投入量大得惊人，是其他生产队的两到三倍。当时，金县长选择这样的地方来蹲点80%是根据这来的。
那时，我刚参加工作，在公社任农业助理，不知出于怎样的考虑，领导把陪同金县长的任务交给了我。这让我既感到荣幸，又有些不安。
朝阳沟二队距离大青咀公社所在地能有七八里的路程，我是骑自行车先打的前站，金县长是怎么去的我没记清。金县长与我住在屯子西头道南第一家，这家人家姓什么，如今我已忘记，只记得他家三间房，西头开门，老两口领着一个儿子生活，他们一家三口住西外屋，我与金县长住东里屋。行李是由朝阳沟大队支部副书记老王提供的。老王家就住在二队。
由于春旱，播期在不断地往后拖，眼看拖到四月十日了，金县长很着急。公社张书记来看他，他对满嘴是泡的张书记说：“玉春，别太着急了，天老爷饿不死活家雀，总会有办法的。我看开个诸葛亮会，研究一下，别等雨了。甸子地和二洼地催芽坐水种，山地来个干种湿出。”当时的条件不像现在这样好，要资金没资金，要运力没运力，生产条件落后。想出这样的战略方针是迫不得已的，但也是最佳的。张书记听了金县长的指示，向全公社发出了“坐水种与干种湿出并举”的号召，进一步强调“干种湿出，适量覆土，宁浅勿深，镇压紧跟”的战役主张。全公社集中所有机械设备，没白天没黑夜的突击作业，用十五天时间基本播完种。四月二十七日一场透雨，宣布春耕播种圆满结束。
这期间金县长除了中间有几天回县里有会外一直住在二队，我陪他一同吃百家门，一同蹲拖拉机，照样起五更爬半夜。要说特殊只一点算是搞了特殊，那就是我叮嘱过生产队的保管员——这饭一定要往干净人家派。那时，吃饭要每餐交一角钱四两票的，金县长说我工资少没让我交，每顿都是他替我交的。刚开始我主动去交，都被他拒绝了，后来看到他那慈父般的样子，我也不再谦让。
记得一天早晨，我仍在梦中，公社一位领导来到朝阳沟二队，把我从梦中叫醒。领导说：“你怎么搞的，太阳都晒屁股了还没起来。”我当时的窘态可想而知，喃喃半天没一丝话语出来。金县长正在洗漱，他见那位领导批评我，就来解围：“小家伙昨天睡得完，跟拖拉机跟了半宿，正年轻，觉大的时候，睡一会儿睡一会儿吧。”金县长平凡的几句话，让我血往上涌，眼泪差点没下来。
金县长是五一之前回县城的。回城前，公社党委举行个小型庆祝会，杀了一条狗，又从副业场取来了散装白酒，打的白面饼。此时，我才知道金县长是朝鲜族人。在酒宴前，金县长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张“大团结”放到桌子上，说：“我工资高，是你们的好几倍，不能白吃你们的。这十元钱要是不够，由你们两位张书记和姜书记补，不能让大家摊钱。”那时，在公社机关吃饭没有公款招待这一说；更没有服务小姐，也没有服务小生，我和几个年轻一点的同志，算是跑堂的。当天，金县长很高兴，喝了两小碗酒，略有些醉意，他还把我们几个小年轻的叫上桌陪了他一口。
最后一次接触金县长，是这年的秋天，他到朝阳沟二队来看庄稼好坏，我与朝阳沟大队的几位领导陪他走了南岭和后岭，看到即将丰收的景色，金县长很高兴，不时地问这问那，让所有陪同的同志都很感动。那天金县长住在了朝阳沟二队，在晚上召开一个座谈会。座谈会的中心议题是加大肥料的投入。社员们都说：“今年大丰收得回县长了，要不施哪么多化肥，庄稼怎么能长得这么好。”是的，在春天播种时，一部分社员根本不想用化肥了，他们说：“这干种湿出，成葫芦瘪葫芦不知道，这不是白仍钱吗。”是金县长开导大家，才施足了底肥，确保了苗全、苗壮。
金县长离开朝阳沟二队的那天早晨，朝霞映红了大地，乡亲们把他送到村口，公社的嘎斯车把他接出了村。社员们都恋恋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