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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二哥。可是，他觉得二哥的当油漆匠与自居为白莲教徒都不足为法。大姐夫比二哥高着一寸多。二哥若是虽矮而不显着矮，大姐夫就并不太高而显着晃晃悠悠。干什么他都慌慌张张，冒冒失失。长脸，高鼻子、大眼睛，他坐定了的时候显得很清秀体面。可是，他总坐不住，象个手脚不识闲的大孩子。一会儿，他要看书，便赶紧拿起一本五虎平西——他的书库里只有一套五虎平西2，一部三国志演义，四五册小唱本儿，和他幼年读过的一本六言杂字3。刚拿起五虎平西，他想起应当放鸽子，于是顺手儿把五虎平西放在窗台上，放起鸽子来。赶到放完鸽子，他到处找五虎平西，急得又嚷嚷又跺脚。及至一看它原来就在窗台上，便不去管它，而哼哼唧唧地往外走，到街上去看出殡的。
他很珍视这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他以为这种自由是祖宗所赐，应当传之永远“子子孙孙永宝用”！因此，他觉得福海二哥去当匠人是失去旗人的自尊心，自称白莲教是同情叛逆。前些年，他不记得是哪一年了，白莲教不是造过反吗？
在我降生前的几个月里，我的大舅、大姐的公公和丈夫，都真着了急。他们都激烈地反对变法。大舅的理由很简单，最有说服力：祖宗定的法不许变！大姐公公说不出更好的道理来，只好补充了一句：要变就不行！事实上，这两位官儿都不大知道要变的是哪一些法，而只听说：一变法，旗人就须自力更生，朝廷不再发给钱粮了。
大舅已年过五十，身体也并不比大舅妈强着多少，小辫儿须续上不少假头发才勉强够尺寸，而且因为右肩年深日久地向前探着，小辫儿几乎老在肩上扛着，看起来颇欠英武。自从听说要变法，他的右肩更加突出，差不多是斜着身子走路，象个断了线的风筝似的。
大姐的公公很硬朗，腰板很直，满面红光。他每天一清早就去溜鸟儿，至少要走五六里路。习以为常，不走这么多路，他的身上就发僵，而且鸟儿也不歌唱。尽管他这么硬朗，心里海阔天空，可是听到铁杆庄稼有点动摇，也颇动心，他的咳嗽的音乐性减少了许多。他找了我大舅去。
笼子还未放下，他先问有猫没有。变法虽是大事，猫若扑伤了蓝靛颏儿，事情可也不小。
“云翁！”他听说此地无猫，把鸟笼放好，有点急切地说：“云翁！”
大舅的号叫云亭。在那年月，旗人越希望永远作旗人，子孙万代，可也越爱摹仿汉人。最初是高级知识分子，在名字而外，还要起个字雅音美的号。慢慢地，连参领佐领们也有名有号，十分风雅。到我出世的时候，连原来被称为海二哥和恩四爷的旗兵或白丁，也都什么臣或什么甫起来。是的，亭、臣、之、甫是四个最时行的字。大舅叫云亭，大姐的公公叫正臣，而大姐夫别出心裁地自称多甫，并且在自嘲的时节，管自己叫豆腐。多甫也罢，豆腐也罢，总比没有号好的多。若是人家拱手相问：您台甫1？而回答不出，岂不比豆腐更糟么？
大舅听出客人的语气急切，因而不便马上动问。他比客人高着一品，须拿出为官多年，经验丰富，从容不迫的神态来。于是，他先去看鸟，而且相当内行地夸赞了几句。直到大姐公公又叫了两声云翁，他才开始说正经话：“正翁！我也有点不安！真要是自力更生，您看，您看，我五十多了，头发掉了多一半，肩膀越来越歪，可叫我干什么去呢？这不是什么变法，是要我的老命！”
“嗐！是！”正翁轻嗽了两下，几乎完全没有音乐性。“是！出那样主意的人该劙！正翁，您看我，我安分守己，自幼儿就不懂要完星星，要月亮！可是，我总得穿的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吧？我总得炒点腰花，来个木樨肉下饭吧？我总不能不天天买点嫩羊肉，喂我的蓝靛颏儿吧？难道这些都是不应该的？应该！应该！”
“咱们哥儿们没作过一件过分的事！”
“是嘛！真要是不再发钱粮，叫我下街去卖”正翁把手捂在耳朵上，学着小贩的吆喝，眼中含着泪，声音凄楚：“赛梨口耶，辣来换！我，我”他说不下去了。“正翁，您的身子骨儿比我结实多了。我呀，连卖半空儿多给，都受不了啊！”“云翁！云翁！您听我说！就是给咱们每人一百亩地，自耕自种，咱们有办法没有？”
“由我这儿说，没有！甭说我拿不动锄头，就是拿得动，我要不把大拇脚趾头锄掉了，才怪！”
老哥俩又讨论了许久，毫无办法。于是就一同到天泰轩去，要了一斤半柳泉居自制的黄酒，几个小烧（烧子盖与炸鹿尾之类），吃喝得相当满意。吃完，谁也没带着钱，于是都争取记在自己的账上，让了有半个多钟头。
可是，在我降生的时候，变法之议已经完全作罢，而且杀了几位主张变法的人。云翁与正翁这才又安下心去，常在天泰轩会面。每逢他们听到卖萝卜的“赛梨口耶，辣来换”的呼声，或卖半空花生的“半空儿多给”的吆喝，他们都有点怪不好意思；作了这么多年的官儿，还是沉不住气呀！
多甫大姐夫，在变法潮浪来得正猛的时节，佩服了福海二哥，并且不大出门，老老实实地在屋中温习六言杂字。他非常严肃地跟大姐讨论：“福海二哥真有先见之明！我看咱们也得想个法！”
“对付吧！没有过不去的事！”大姐每逢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总是拿出这句名言来。
“这回呀，就怕对付不过去！”
“你有主意，就说说吧！多甫！”大姐这样称呼他，觉得十分时髦、漂亮。
“多甫？我是大豆腐！”大姐夫惨笑了几声。“现而今，当瓦匠、木匠、厨子、裱糊匠什么的，都有咱们旗人。”“你打算”大姐微笑地问，表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他去学什么手艺，她都不反对。
“学徒，来不及了！谁收我这么大的徒弟呢？我看哪，我就当鸽贩子去，准行！鸽子是随心草儿，不爱，白给也不要；爱，十两八两也肯花。甭多了，每月我只作那么一两号俏买卖1，就够咱们俩吃几十天的！”
“那多么好啊！”大姐信心不大地鼓舞着。
大姐夫挑了两天，才狠心挑出一对紫乌头来，去作第一号生意。他并舍不得出手这一对，可是朝廷都快变法了，他还能不坚强点儿么？及至到了鸽子市上，认识他的那些贩子们一口一个多甫大爷，反倒卖给他两对鸽铃，一对凤头点子。到家细看，凤头是用胶水粘合起来的。他没敢再和大姐商议，就偷偷撤销了贩卖鸽子的决定。
变法的潮浪过去了，他把大松辫梳成小紧辫，摹仿着库兵2，横眉立目地满街走，倒仿佛那些维新派是他亲手消灭了的。同时，他对福海二哥也不再那么表示钦佩。反之，他觉得二哥是脚踩两只船，有钱粮就当兵，没有钱粮就当油漆匠，实在不能算个地道的旗人，而且难免白莲教匪的嫌疑。
书归正传：大舅妈拜访完了我的姑母，就同二哥来看我们。大舅妈问长问短，母亲有气无力地回答，老姐儿们都落了点泪。收起眼泪，大舅妈把我好赞美了一顿：多么体面哪！高鼻子，大眼睛，耳朵有多么厚实！
福海二哥笑起来：“老太太，这个小兄弟跟我小时候一样的不体面！刚生下来的娃娃都看不出模样来！你们老太太呀”他没往下说，而又哈哈了一阵。
母亲没表示意见，只叫了声：“福海！”
“是！”二哥急忙答应，他知道母亲要说什么。“您放心，全交给我啦！明天洗三1，七姥姥八姨的总得来十口八口儿的，这儿二妹妹管装烟倒茶，我跟小六儿（小六儿是谁，我至今还没弄清楚）当厨子，两杯水酒，一碟炒蚕豆，然后是羊肉酸菜热汤儿面，有味儿没味儿，吃个热乎劲儿。好不好？您哪！”
母亲点了点头。
“有爱玩小牌儿的，四吊钱一锅。您一丁点心都别操，全有我呢！完了事，您听我一笔账，决不会叫您为难！”说罢，二哥转向大舅妈：“我到南城有点事，太阳偏西，我来接您。”大舅妈表示不肯走，要在这儿陪伴着产妇。
二哥又笑了：“奶奶，您算了吧！凭您这全本连台的咳嗽，谁受得了啊！”这句话正碰在母亲的心坎上。她需要多休息、睡眠，不愿倾听大舅妈的咳嗽。二哥走后，大舅妈不住地叨唠：这个二鬼子！这个二鬼子！
可是“二鬼子”的确有些本领，使我的洗三办得既经济，又不完全违背“老妈妈论”1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