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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败素”是粗劣的白绢或者白布，但一经染成紫色，身价十倍，化腐朽为神奇，因为齐人多智的又一明证，同时齐人染色的高明，亦可以想见。
由于齐国的强盛，一方面贸易发达，一方面各国诸侯、行人、访聘者陆续不绝，都要购买齐国的上等衣料自用或送礼，所以刺绣品的销路极好，但刺绣的收入并不高。史记货殖传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倚市门者何？司马迁又说：“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说得清楚些，便是为娼。太史公这段话，正是指齐国而言，因为娼妓就是管仲所发明的，而“齐女”的艳名在当时是与邯郸的“赵女”并称的。
刁间的贸易，输出齐地的丝织品及刺绣品，必为其主要的业务。齐地的丝织品，最出名的是“阿缟”阿是指东阿县，史记李斯传：“阿缟之衣，锦绣之饰”
这两句话又见于战国策的秦策，可知齐地的丝织品，主要的市场，是在关中一带。当然，东阿县所出的丝织品，不限于“缟”史记集解：“齐之东阿县，缯帛所出”可证。此外，沂。泰山区各县，均盛产麻桑，所以齐鲁之间的纺织业，是普遍发展的。
但在刁间那个时代，齐国的贸易中心是在临淄，为各种物资的集散地。其次是孟尝君的封邑“薛”地，即今山东滕县之南的临城，一北一南，为刁间从事工商业的两大据点。
临淄自春秋战国到西汉，始终是一个富庶繁华的大都市。当时的大都市，首推代咸阳而兴的长安。天下的大族、豪富，大都徙于长安。这种硬性吸收“侨资”的结果，造成长安高度的繁荣。但五方杂处，风俗不纯，有钱的人，竞相讲求生活上的豪华，一般平民又极力向贵族看齐，奢靡之风，成为社会的一种病态。大致而言，长安是一个消费的都市，对于当时经济发展的贡献并不大。
其次是洛阳，此地为东周的王畿，也是最早的一个商业都市，照战国时期的地图看，洛阳适居天下之中，东齐、西秦，南面是韩、楚，北面则魏、赵、燕三国。
由于处于交通的中心，而且王畿之民，政治的色彩比较淡，好比现代的许多中立国家的人民那样，旅行可以获得许多方便，因此，洛阳的人做生意是出名的。虽然商人的地位不如工与农，而洛阳人民特别看重，或者说喜爱经商，像大禹治水一样。
他们可以三过家门而不人，以常年在外经商相矜耀。有这种敬业的精神，才会产生白圭那样的人。刁间私淑白圭，他的理论和业绩，我在后面将会谈到。
再次是大梁和邯郸，一在河南，一在河北，和偏西的洛阳鼎足而立，构成中原交通网的支柱。邯郸是赵国的都城，战国末期，此地是各国政客和间谍活动的中心，以美色闻名天下，及至秦汉一统，邯郸的地位逐渐末落。大梁就是开封，这里地势平衍，张仪所谓“诸侯四通，条达辐转，无有名山大川之限”为“四战之地”易攻难守。大梁的交通极其发达“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但都是过境。史书上不见大梁有大企业、大商人的记载，主要的原因，即在于投资大梁，太无保障。
战火侵袭，随时有遭受严重损失的可能。楚汉相争，大梁被破坏得相当厉害，所以汉兴以后，大梁的地位比邯郸更不如。
其时的新兴都市是成都，而大致能够保持原来地位的，是临淄。临淄与长安正好相反，它是一个生产的都市。也与洛阳、邯郸不同，这两个都市因为交通的便利，而促进了工商业的发达，临淄则因工商业的发达而促进了交通的发展。
临淄的交通，有一个为其他各大都市所没有的特色，就是出海便利，蓬莱半岛与北面的旅顺、大连隔海相距，只一百多里。由于海上三仙山的传说，所以蓬莱半岛的芝罘、烟台一带，成为中国最早的国际港口。
在秦始皇以前，早在齐威王、齐宣王的时期，就曾遣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此海上神山，相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上有仙人及不死之药。那里的禽兽都是白色的，宫阙为金银所造，隐隐在云端里发出宝光异彩，但一行近，才发现三神山反在水下面。等船将到时，总是有一阵怪风把船吹走，因此齐威、齐宣还有燕昭王等人，始终不能达到求仙的目的。
显然的，海上神山无非海市蜃楼而故神其说，两千多年前，自然不能了解这种因光线折射而生的现象。所以后来又有秦始皇受齐人徐福之愚“发童男女数千人，人海求神仙”甚至博浪一击，惊魂未定，他仍不废蓬莱半岛之游，到登州海边去眺望，以冀一见神山。如果那时不是蒙着这一层神秘的色彩，能够踏踏实卖，从事海上交通的发展，则中国与日本的接触，不会晚至隋唐。日本的文化，也将是另一种型态。
就临淄的交通来说，水路以利用黄河为主，由淄水经一条运河入济水，与黄河并行，到大梁会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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