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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进步了，改了一回，于是好处就多起来了。
因为鹤西先生的译本至今未出，所以也无从知道类似之度，究竟如何。倘仅有彼此神似之处，我以为那是因为同一原书的译本，并不足异的，正不必如此神经过敏，只因“疑心”而竟想入非非，根据“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尽有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的理由，而先发制人，诬别人为“抄袭”而且还要被诬者“给一个答复”这真是“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了。
但倘若很是相同呢？则只要证明了梅川并无看见鹤西先生们的译稿的“可能”以后，即不用“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的论法，嫌疑也总要在后出这一本了。
北平的日报，我不寄去，梅川是决不会看见的。我就先说几句，俟印出时一并寄去。大约这也就够了，阿弥陀佛。四月二十日。
写了上面这些话之后，又陆续看到华北日报副刊上关于红笑的文章，其中举了许多不通和误译之后，以这样的一段作结：“此外或者还有些，但我想我们或许总要比梅川君错得少点，而且也较为通顺，好在是不是，我们底译稿不久自可以证明。”那就是我先前的话都多说了。因为鹤西先生已在自己切实证明了他和梅川的两本之不同。他的较好，而“抄袭”都成了“不通”和错误的较坏，岂非奇谈？倘说是改掉的，那就是并非“抄袭”了。倘说鹤西译本原也是这样地“不通”和错误的，那不是许多刻薄话，都是“今日之我”在打“昨日之我”的嘴巴么？总之，一篇关于红笑的大文，只证明了焦躁的自己广告和参看先出译本，加以修正，而反诬别人为“抄袭”的苦心。这种手段，是中国翻译界的第一次。四月二十四日，补记。
这一篇还未在语丝登出，就收到小说月报社的一封信，里面是剪下的华北日报副刊，就是那一篇鹤西先生的关于红笑。据说是北平寄来，给编辑先生的。我想，这大约就是作者所玩的把戏。倘使真的，盖未免恶辣一点；同一著作有几种译本，又何必如此惶惶上诉。但一面说别人不通，自己却通，别人错多，自己错少。而一面又要证明别人抄袭自己之作，则未免恶辣得可怜可笑。然而在我，乃又颇叹绍介译作之难于今为甚也。为刷清和报答起见，我确信我也有将这篇送给小说月报编辑先生，要求再在本书上发表的义务和权利，于是乎亦寄之。
五月八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语丝周刊第五卷第八期，后印入梅川所译红的笑一书，最后一节是印入该书时所加。
红笑，即红的笑，俄国安德烈夫的中篇小说。梅川的译本于一九三年七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华北日报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机关报。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在北平创刊，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后停刊。一九四五年八月复刊，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后查封。
（3）鹤西即程侃声，湖北人，当时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一些诗作。他的关于红笑一文连载于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五日、十七日、十九日华北日报副刊。
（4）域外小说集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用文言翻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选集。一九九年三月、七月先后出版两册，共收十六篇，由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印行。
（5）小说月报一九一年（清宣统二年）七月创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最初由恽铁樵主编，一九一八年起，改由王蕴章（西神）主编，成为礼拜六派主要刊物之一。一九二一年第十二卷第一期起，由沈雁冰主编，内容大加改革，一九二三年第十四卷第一期起改由郑振铎主编。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十二卷第十二期停刊。
（6）梅川即王方仁，浙江镇海人。鲁迅在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朝花社”成员。
（7）二叶亭四迷（1864—1909）原名长谷川辰之助，日本作家、翻译家。著有长篇小说浮云、面影等。翻译过屠格涅夫、果戈理等俄国作家的作品。
（8）竖琴苏联作家理定（g.[.qjeju）的短篇小说。卵傅囊胛目赜谝痪哦拍*一月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