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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改革策略重新回到原来的放权主题上,国务院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宣布赋予企业14项经营自主权,其中包括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资金支配权等。从条例的文字表述看,企业经营者的所有权利都已经被全面地下放,因此,它被认为是政府自1978年放权试点、1984年颁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之后,第三次大规模的放权行动。从实际的执行情况看,这些权限中,有的早已下放,如销售和采购权等,有的定义模糊,如资金支配和投资决策,有的缺乏政策配套,如进出口权始终被国家外贸系统所垄断,其他企业根本不可能染指,还有的则根本不可能落实,如拒绝摊派。在新华社开展的对百家国营企业厂长调查中,9o的厂长承认“即使有拒绝权也不敢用”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的国家,到底该如何管理和控制国营企业,始终在“收与放”的悖论间徘徊,进退维艰。
邓小*平在南巡期间,专门就证券业说过,认为证券和股市要坚决放开试,错了可以纠正。
或许就是受这段话的刺激,这一年的股市从春天开始就呈现亢奋的态势。5月21日,尉文渊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全面放开股价—此前一直执行涨跌停板制度,上证指数从2o日的616点连日上蹿,到25日已高达142o点,豫园商城的股价升到1ooo9元,空前绝后。当时,全上海只有证交所这么一个交易点,股民每天把这里挤得水泄不通,尉文渊突奇想,包下上海一家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文化广场,作为临时的交易场所。媒体记载:文化广场是一个露天大棚,股民席地而坐,广场每隔5分钟播报一次股票行情,委托点接受单子后,马上通过电话传入上交所处置。这个交易大棚风雨无阻,一直开了一年半才关闭。在办了文化广场之后,尉文渊又明出“大户室”制度,那些有钱的人可以交一笔钱进入一些封闭的、有专线电话、能坐能睡能喝茶的“大户室”这里的股票行情是即时通报的,买卖更是有优先权,比文化广场几分钟才报一次行情当然要优越得多。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就把股民在制度上分成了散户和大户—后来又有了“庄家”成为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游戏场。
在深圳,股市之热有过之而无不及。前几年无人问津的股票现在已成了万人争抢的宝贝,行新股只好实行抽签的办法。8月7日,深交所布1992年度新股认购抽签表售公告,宣布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售抽签表5oo万张,中签率为1o,每张抽签表可认购1ooo股。认购者凭身份证办理有关事宜,一证可花1oo元买一张抽签表,每个认购者最多可持有1o张身份证买抽签表。售工作将在两天后开始。
公告一出,深圳邮局当即被雪片般飞来的身份证淹没,其中最大的一个特快专递包裹有17。5公斤,里面是25oo张身份证。当时深圳有6o万常住人口,两日内一下子涌进15o万人,广州到深圳的软座火车票3o多元,黑市竟炒卖到2oo元。许多人没有边防证进不了特区,当地农民自告奋勇带路钻铁丝网,每位4o元。从7日下午开始,全市3oo个售点就排成了长龙,有人拿来长长的绳子,男男女女紧紧抓住绳子甚至把绳子绕在手腕上,在最紧张的时候,人们紧紧抱住前面人的腰,不敢松手,深圳市内到处弥漫着难以分辨的恶臭味。
9日上午,抽签表准时出售,仅两个小时就宣布售完毕,各售点的窗口全数拉下。上百万人兴冲冲而来,两天两夜苦候,却没有几人买到了抽签表。怒火迅地在深圳遍地蔓延,无法控制情绪的人们潮水般地涌向市政府,市中心各大马路全部瘫痪,商店被砸,警车被烧,政府出动大批防暴警察并拉来了高压水炮。中国股市上的第一个恶**件在猝不及防中爆。11日凌晨,深圳市政府紧急宣布,增5o万张认购申请表,当晚市长郑良玉表电视讲话,事态才渐渐平息下去。
事后的调查表明,抽签表的售工作出现了集体舞弊的事件,涉及金融系统418o人,各售点平均私分私购达44。6—很多知情者认为,事实应该远远高于这个比例。舞弊事件对股民信心造成沉重打击,在之后的四天内,两地股市大跌,上证指数的跌幅更高达45,几乎跌去一半。深圳事件生动地展现出中国早期股市灰色、暧昧和野蛮的一面,它直接促成了证券管理机构的诞生。1o月12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朱镕基副总理兼任主任,其办事机构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它成为中国股市的最高直接管理当局。证监会任主席为刘鸿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