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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期复古文学的思潮发轫于前七子的文学活动。
前七子的主要活动时间在弘治、正德年间，成员有李梦阳、何景明、王九思、边贡、康海、徐祯卿、王廷相，这是一个以李梦阳为核心代表的文学群体。
明孝宗弘治年间，他们先后考中进士，在京师任职，不时聚会，诗酒唱和，研讨艺文，倡导复古。
面对文坛萎弱卑冗的局面，李梦阳等前七子，以复古自命，所谓“反古俗而变流靡”，在某种意义上具有重寻文学出路的意味，借助复古手段而达到变格的目的，这便是前七子文学复古的实质所在。
前七子的某些复古论点，透露出他们对文学现状的不满与对文学本质的新理解，这在李梦阳的复古主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他学习古诗根据体至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认为“诗至唐，古调亡矣。”他对元稹，白居易，韩愈，孟郊，皮日休，陆龟蒙亦甚为不满，所以主张古体学习汉魏，近体学盛唐，其目的是要取发乎上，学习古代最优秀的作家、作品，如严羽所说的从“第一义悟入”。
前七子的另一代表人物何景明也曾说：“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
他还认为：“予谓古书自下，先秦、两汉之文，其刻而有传者，亦足读之矣。”
又说：“盖诗虽盛称于唐，其好古者，自陈子昂后，莫若李、杜二家，然二家歌行、近体诚有可法，而古作尚有离去者，犹未尽可法之也。故景明学歌行、近体，有取于二家，旁及唐初、盛唐诸人，而古作必从汉、魏求之。”
由此可见，何景明的主张和李梦阳是一样的。
对于唐宋诗的比较，李梦阳说：“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黄庭坚、陈师道师法杜甫，号大家，今其词艰涩，不香塞流动，如入神庙坐土木骸，即冠服与人等，谓之人可乎……”
他指出宋诗不如唐诗及唐以前的古诗，其根本问题就是在以理易情，以理语代替形象，专在文辞上下工夫，这就和诗歌的艺术特征相违背，而和非文学的一般实用文章没有区别了。
在这方面，何景明与他的看法同样是一致的：
“唐诗工词，宋诗谈理。”
然而，李梦阳对宋诗的评价很不全面，直接抹杀了其成就，但对其弊病的理论分析却相当深刻。
他还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所谓的“行气诗”，其实那不过是对理学思想的一种形象化的描写，借助风云月露，鸢飞鱼跃来进行理学说教。
宋诗主理，与其受理学的影响分不开。
李梦阳复古主一思想文学的核心是提倡学习古人格调，遵循古人的法式，所谓“高古者格，宛亮者调”，要求诗歌做到“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
何景明则批评他写诗拘泥于古人法式，容易陷入形迹上的模拟蹈袭，所以何景明学古与李梦阳不同：“仆则欲富于材积，领会神情，临景构结，不仿形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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