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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方面，孙承宗的确是不如朱由校，不，这个称谓应该是包括原来的朱由校。这个问题在多处均有体现，首先是对袁崇焕的信任上，原朱由校就一直不怎么信，而孙承宗就毫无保留的信。
比如说，袁崇焕上疏说在关外依靠修城屯田就可以让后金投降，天启接到奏疏后批示道：“作何给授，使军民不相妨？作何分拨，使农战不偏废？作何演练，使农隙皆兵？作何更番，使营伍皆农？作何疆理，足以限戎马？作何收保，不致资盗粮？一切事宜，该抚悉心区处具奏。这本内说，奴子不降，必定成擒，诸臣诸不乐闻。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必能胜，胜无轻谈也。蹈实而做，需时而动。正也，奇在其中矣。该抚饶为之，亦善为之。”
这一连串的问话，显示出了原朱由校的睿智，并不是袁崇焕这个大忽悠能忽悠了的。话的意思就是是告诫袁崇焕老老实实做好实事，少搞一些大言不惭的把戏。屯田是孙承宗提出的，所以袁崇焕如此上奏，两者之间可见高低。
其次是对于战略防御的把握，孙承宗不如原朱由校。
比如说毛文龙根据自己的情报和推测就曾上过的一份奏折说，建奴有跟蒙古人勾结，估计有可能从喜峰口入关，天启接到塘报后批示是：
“上谕内阁，朕览登莱巡抚塘报，准平辽总兵官毛文龙揭前事。为屡获活夷，斩首级，得获鞑马夷器等件。虽功微小，实挫贼锋。其复辽之基，端在斯乎。朕心岂不嘉悦。外呈称奴酋与亲信奸人李茂隆等，昼夜商议，欲以贿买西虏，更换旗帜，借路潘家口等处，进攻谋逆。朕思奴酋所谋，其志不小，更甚于昔也，倘以假道长驱，为害非浅，是以朕不无东顾之忧。卿等传示兵部，作速马上差人前去传与枢辅，总督镇巡，当详计塘报，作何料理？作何策应？筹度周全，务保无虞。其沿途各路，并东征将士，俱要仔细防御，谨慎备尝。及各隘口守把将官，都要昼夜不时防守。还仔细盘诘进贡出入进攻夷人，其中恐有奸细夹带情形。仍传户工二部，并专督辽饷等官，详确毛帅，如果缺粮乏器真情，并拨船及应用器械，一并速发解去军前应用，不得迟滞，有误军机，责有所归。特谕。”
这里就有对毛文龙的肯定，对于建奴扣关小动作的防范。
然而孙承宗却看不出这份塘报里面的可行研究性，对潜伏的危险无法预计，孙承宗说道：“奴狡而计稳，必不出此。又恐关城谓虏由他道，便可缓防，以为声东击西之计。”
事实证明，崇祯二年，皇太极的确率军从喜峰口入关，由此可以看出，天启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比孙承宗更加老练的多。而现任朱由校虽然军事上小白了点，但没吃过猪肉还是见过猪跑的。对于战争的理解高度比孙承宗还是高了一点。
正是因为自己被朱由校所救，朱由校和袁可立几次三番的大捷，而现在却要自己毁掉自己的心血，这心里当然的不太好受。不说辽将们是否真心的‘投降’，就说是真的，也愿意接受皇上的安排，但关外那些他曾经亲自指挥的屯田、军堡都要扔给建奴，这让他如何不心疼呢？
做为皇上的重要智囊对于皇上的战略意图的把握当然是到位的，对于周边各个政权的态度也是明确的，对于皇上对于各个军团的不满也是知之甚详的。孙承宗对这些都懂，而且实践也证明了皇上的英明神武。把此事交由自己之手而不是假手他人，让自己能够有个善始善终，这样保全自己的名节。若真正不启用自己，最后让别人全盘否定，搞个盖棺定论，说自己就是一个庸才，放着建奴不抗不杀，天天在哪里劳米伤财搞那没用的军堡，屯那些根本收不上来的屯田，养活那些全部都是汉奸的丘八爷、、、、、、那样自己这一世英名就毁于一旦了。
自己当然感激皇上的用心良苦，大同一败，自己也就已经有些心灰意冷了。（天地良心，朱由校做此决定的时候就是因为兵部是管这一块的，就交给了孙承宗，哪里想过如此之多。）如今也就是皇上身边体已的人不多，和自己比较亲，自己这把老骨头还有忠心向着皇上的，能帮他几年是几年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