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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更不知道来的是小艇还是三层甲板的大船，船上装载得满到舷窗的，究竟是苦恼还是幸福。但是每天早晨，她一睡醒，就希望机会当天会来，于显她竖起耳朵来听；听不到机会来临，又觉得非常惊讶，就一骨碌跳下床去寻找，一直找到太阳下山。晚上比早上更愁，又希望自己已经身在明天。
春天又来了。梨树开花的时候，放出了懒洋洋的暖气，使她觉得受到了压抑。
一到七月，她就掐着指头计算，还要过几个星期才到十月，心里暗想，安德威烈侯爵也许还会在沃比萨再开一次舞会呢。但整个九月过去了，既没有送请帖来，也没有人来邀请。
这种失望带来了烦闷，她的心又觉得空虚，于是没完没了的，同样无聊的日子又开始了。
现在，这种同样的日子一天接着一天来了，毫无变化，数不胜数，却没有带来一点新鲜的东西。别人的生活尽管平淡无奇，但至少总有发生变化的机会。运气碰得巧，说不定还会带来千变万化，甚至改变整个生活环境。而她呢，什么好运道也没有碰上。这是天意！对她来说，未来只是一条一团漆黑的长廊，而长廊的尽头又是一扇紧紧闭上的大门。
她放弃了音乐：为什么要演奏？给谁听呀？既然她没有机会穿一件短袖丝绒长袍，在音乐会上，用灵巧的手指弹一架埃拉钢琴的象牙键盘，感到听众心醉神迷的赞赏，像一阵微风似的在她周围缭绕不绝，那么，她又何苦自寻烦恼，去学什么音乐呢！她的画夹和刺绣，也都丢在衣橱里了。有什么用？有什么用？针线活也惹她生气。
“我什么都懂了，”她自言自语说。于是她呆着无所事事，把火钳烧红了，或者瞧着天下雨。
星期天，晚祷钟声响了，她感到多么苦闷！她呆若木鸡，注意听那一声声沙哑的钟响。屋顶上有只猫，在暗淡的日光下弓起了背，慢慢地走着。大路上的风刮起了一阵阵尘土。远处有时传来一声狗叫，节奏单调的钟声继续响着，消失在田野里。
教堂里面的人出来了。妇女穿着擦亮了的木鞋，农民换了新的罩衣，小孩子光着头在大人前面蹦蹦跳跳，一起走回家去。有五六个男人，老是这几个，在客店大门口用瓶塞子赌钱，一直赌到天黑。
冬天很冷。每天早晨，玻璃窗都结上了一层霜，从窗口进来的光线，像透过了毛玻璃一样，都成了灰色的，有时整天都灰蒙蒙，没有变化。从下午四点起，就得点灯。天气好的时候，她就下楼到花园里去。露水在白菜上留下了银色的镂空花边，有些透明的银色长线把两棵白菜连起来了。鸟声也听不到，仿佛一切都在冬眠。墙边的果树上盖了草，葡萄藤像一条有病的大蛇躺在墙檐下，走近一看，那里有一串多足虫。靠近篱笆的雪松下，戴三角帽还在诵经的神甫的石膏像掉了右脚，甚至石膏也冻脱了皮，在神甫脸上留下了白癣。
她又回到楼上，关上房门，拨开木炭，壁炉里的热气使她昏昏沉沉，更觉得烦闷沉重地压在她心头。假如她下楼去和女佣人聊聊天，也许会好一点，但是她又不好意思下去。
每天到了一定的时间，戴着黑色缎帽的小学校长就会推开他家的窗板，罩衣上挂着军刀的乡下警察也会走过她的门前。傍晚和清晨，驿站的马三匹一排，穿过街道，到池塘去饮水，一家小酒店的门铃，有时会响上一两声；只要起风，就听得见理发店的两根铁杆夹着几个小铜盆的招牌，嘎吱作响。理发店的玻璃窗上，贴了一张过时的时装画，还有一个黄头发女人的半身蜡像，作为装饰品。理发师也在埋怨生意清淡，前途没有希望，并且梦想着把店开在大城市，比如说东卢昂，在码头上，剧场附近，于是他整天在街上走来走去，从村公所一直走到教堂，面带忧色地等待顾客。只要包法利夫人张眼一望，就看得见的歪戴着希腊便帽，穿着斜纹呢上衣，像一个卫兵在站岗放哨似的。
下午，她有时看到一个人的头出现在房间的窗格玻璃外边，脸上饱经风霜，黑色络腮胡子，慢慢地张开大嘴微笑，露出了一口白牙齿。于是，华尔兹舞立刻开始了，在手风琴上的一个小客厅里，一些只有手指那么大的舞俑就跳起舞来，女人裹着玫瑰头巾，山里人穿着短上衣，猴子穿着黑礼服，男子穿着短裤，在长短沙发、桌几之间，转来转去，角上贴着长条金纸的镜片照出了他们的舞姿。那个人摇动手风琴的曲柄，左右张望，看看窗户。他时不时地朝着界石吐出一口拉得很长的黄色浓痰，同时因为手风琴的硬皮带挂在肩上很累，总得用膝盖去顶住风琴匣子，匣子是用一个阿拉伯式的铜钩吊住的，上面盖了一块玫瑰色的塔夫绸幕布，里面传出了嘈杂的音乐，有时声音忧伤，拖拖拉拉，有时兴高采烈，音调急促。这些曲调是在舞台上演奏的，在客厅里歌唱的，在吊灯下伴舞的，这些外部世界的回声都传到艾玛耳朵里来了。没完没了、狂跳乱舞的音乐在她的头脑里高低起伏；就像印度寺院的舞蹈女郎在花朵铺成的地毯上跳舞一样，她的思想也随着音乐跳跃，左右摇摆，从梦里来，到梦里去，旧恨才下眉头，新愁又上心头。当那个摇手风琴的人收起他帽子里得到的施舍之后，就拉下一块蓝色的，旧呢料，蒙在手风琴上，再把它杠在背后，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走开。她的眼睛也跟着他走开了。
但她特别忍受不了的，是吃晚餐的时候。楼下的餐厅这么小。火炉冒烟，门嘎吱响、墙壁渗水，地面潮湿；人生的辛酸仿佛都盛在她的盘子里了，闻到肉汤的气味，她灵魂的深处却泛起了一阵阵的恶心。夏尔吃的时间太长，她就—点一点地啃榛子，或者支着胳膊肘，用刀尖在漆布上划着一道道条纹。现在，她对家务事也听之任之，当她的婆婆到托特来过四旬斋节的时候，看到这种变化，觉得非常惊讶。的确，媳妇从前那样讲究挑剔，现在却整天懒得梳妆打扮，穿的是灰色棉布袜，夜里点的是有臭味的土蜡烛。她再三说，他们不是有钱人家，不得不省吃俭用，还说她很满足，很快活，很喜欢托特，以及其他新的老调，来堵婆婆的嘴。再说，艾玛似乎并不打算听婆婆的劝告。有一回，包法利老夫人居然谈到主人应该管佣人的宗教生活，艾玛的回答只是生气地看了她一眼，冷冷地笑了一声，吓得老太婆再也不敢多管闲事了。
艾玛变得越来越难伺候，反复无常。她自己点了几样菜，却一点也不吃，一天只喝新鲜牛奶，第二天却只要几杯粗茶，她常常说了不出去，就不出门，但又闷得要死，只好打开窗户，却又只穿一件薄薄的衣衫。在她骂过女佣人之后，总是送点东西赔礼，或者放她的假，让她去隔壁消消气，就像她有时候也会把口袋里的银币都施舍给穷人一样，虽然她并不是大发慈悲，也不是容易同情别人。只不过是像大多数乡下人一样，灵魂深处还有父辈手上的老茧而已。
到二月底，卢奥老爹为了纪念他痊愈一周年，亲自给女婿送来了一只又肥又大的母火鸡，在托特住了三天。夏尔要看病人，只有艾玛和他作伴。他在卧房里抽烟，往壁炉架上吐痰，谈的只是庄稼、牛羊、鸡鸭，还有乡镇议会；等他一走，她把大门一关，松了一口气，连她自己也觉得意外。再说，要是她瞧不起什么人，或者有什么东西看不上眼，她也并不隐瞒，有时她还喜欢发表奇谈怪论，别人说好的她偏说坏，伤风败俗的事，她却津津乐道，她的丈夫听得睁大了眼睛。
难道这种糟糕的生活要永远过下去？难道她永远不能跳出火坑？她哪一点比不上那些生活快乐的女人！她在沃比萨也见过几个公爵夫人，腰身都比她粗，举动也比她俗，她只有怨恨上帝太不公道了。她头靠着墙哭；她羡慕热闹的生活，戴假面具的晚会，她闻所未闻、然而却是自认理应享受的、放浪形骸之外的乐趣。
她脸色苍白，心律不齐；夏尔要她服缬草汤，洗樟脑浴。但不管试什么方法，她的病似乎越治越重了。
有些日子，她发高烧，说胡话，说个没完；兴奋过度之后，接着却又感觉麻木，一言不发，一动不动。要是恢复了一点知觉，她就拿一瓶科罗涅香水往胳膊上洒。
因为她不断地埋怨托特不好，夏尔心里也想，她得病的原因一定是水土不服。一头栽进了这个想法，他也认真考虑迁地为良，打算换个地方开业了。
从这时起，她喝醋，要瘦下去，得了小小的干咳症，倒了胃口。
要夏尔离开托特，那是太划不来了，他在这里住了四年，好不容易才开始站稳脚跟呵！但是不走又怎么办呢！他把她带到卢昂，去看他的老师。老师说她得的是神经病，应该换换空气。
夏尔到处打听，听说新堡区有一个大镇，叫荣镇修道院，医生是从波兰来的难民，上个星期搬到别的地方去了。于是他就写信给当地的药剂师.了解人口的数目，离最近的同行有多远，他的前任每年有多少收入，等等。得到的答复令人满意，他就决定，如果到春天艾玛的病情还不好转的话，他只好迁居了。
准备搬家的时候，有一天，她在收拾抽屉.有什么东西扎了她的手指。那是她结婚礼花上的一根铁丝。桔子花蕾上盖满了灰尘，已经发黄了，缎带的银边也丝缕毕露。她把纸花扔到火里去，花烧起来.比干草还快。在灰烬中，它好像红色的荆棘，慢慢地消耗干净。她看着纸花燃烧。硬纸做的小果子裂开了，铜丝弯曲了，金线、银线熔化了，纸做的花冠萎缩了，好像黑蝴蝶一样沿着底板飘起，最后从烟囱中飞了出去。
等到他们三月份离开托特的时候，包法利夫人已经怀了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