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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博士所称“官僚主义”非仅官僚作风。既称主义则必有思想上及信仰上的凭借。笔者根据李老著作及谈吐，综录这些思想上的因素，约有下列数端：(1)官僚主义自视自然法规，业已被其网罗无余。如以“褒贬”写历史，作为千古定论，墨守“原始的假说”即出于这种自满的成分。和古希腊思想家认为自然法规，须不断地研究，不断地发现，才能不断地展开，迥然不同。(2)与中国君主制度不能分离。中国君主制度带有宗教色彩，和欧美的“政教分离”的宗旨不同。如群臣称皇帝的文书为“圣旨”皇帝的面目为“天颜”发言则为“玉音”也就是假借自然法规的至美至善，做人间组织的主宰。因之君臣务必合作，融和为一体。强有力的君主，以官僚为其工具；柔弱的君主，则成为群臣的工具而不能自拔。因其如此，文官组织的权威，才有道德的陪衬，官僚的措施，也不容辩驳，相当于自然法规。(以上万历与群臣不协，才成为朝代的危机，以致两败俱伤。)(3)此种制度施行时，必借力于思想上假设的成分。例如十岁儿童的皇帝，被耆老重臣称为“君父”在明朝亦不设摄政。皇帝为愚顽，群臣仍称之为睿智，皇帝为暴虐，群臣仍称之为慈爱。这也就是说：理想的至美至善，尽力使之可能，如真不可能时，则假设其为可能。有时宁可在实质上打折扣，而不放弃其形式。甚至以仪礼代替行政，以表面文章代替实质。(4)这制度总以上级的理想为准则，不以下级实际情形为准则。如实施困难，则由上级向下级施加压力。因之其整个制度上不尽不实之处，通常经年累月，积滞于下端。其最需要发生作用的地方，反成为顶不实际的地方。有时整个制度因之崩坏。传统历史家，惯称这局势为“腐化”其实所列举证据，多无关大局。有时所列者实为结果，而非原因。其主因则系本身机构设计欠周全，环境变化，上层无法继续以压力强迫其下级，掩饰其组织上不合理之处。(5)基于以上条件，中国官僚主义有其独占性。因在思想上这种制度声称“天无二日”亦即是自然法规的至美至善，不容第二者为表率。而其行政效率，也无力与较为合理的机构竞争。因其要保持其“非竞争性”(non-competitive)的立场，总是希望能闭关自守，如禁止人民出国，对外接触则以外夷进贡的方式管制都是见费正清john k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cambridge，massachusetts，1953)。。甚至永乐帝朱棣，以遣派郑和下西洋闻名，早在1404年已经通令民间之海船，全部改造为平头船，以防止其泛海太宗实录（台北，1963影印本)，页0498，参见太宗实录，页0149。，都不出这种闭关自守的姿态。也即是其心理上为内向(introvert)。
中国官僚主义在对付此际问题时，起先已产生两种弱点。其一是思想上带有宗教色彩，先有唯心趋向。其二则其理想行不通，不能在立法上针对下层实况改革。而自称“体”与“用”不同，承认不合体制为当然；亦即是姑息违法。今日中国仍有此现象的遗型，是为传统习惯作祟，与社会主义无关。
以上所述，抽象的辞句为多。必须举出例证，以实际情形阐述，才能得其真髓。笔者在阅读明实录时，发现太宗实录内年终统计数字，可以解释前说官僚主义的真相，并可以揭露统计数字在明代史料中的实际意义。和以上理论陪衬，尤足将李老博士的见解，广泛介绍于一般读者。
明实录为朱明王朝根据原始资料撰集。明朝十六个皇帝，除建文帝朱允炆，景泰帝朱祁钰，被后来继位的皇帝视为非法，无庙号也无实录外(他们朝中的事迹则附录于继任的实录中)，最后的皇帝崇祯朱由检，身死国亡，也无实录。其他十三个皇帝，共产生了十三部实录，合称明实录。现在通行的台北版，共一百三十三册。如稍为留心地阅看，即需要两年半以上的时间。
实录的撰修人虽想保持前后一贯的作风，这事实上无法办到。除以上所综叙的官僚主义思想在这一百三十三册文献中表现无余外，各部实录叙事有详简，着眼也有差异。有如初期以极严峻的态度，组织其帝国，中期以后，行政多显捉襟见肘的状态，作史者概须自圆其说，即不能贯彻始终。
实录内引用行政上统计数字，也因官僚主义的关系，前后不一贯，取舍无定则。例如太祖实录列有1381年及1391年全国耕地的面积，当系造黄册时的统计数目。此后各朝实录，即未继续。又例如全国军屯在1487年至1504年间，所记载的屯粮，每年都不出2 700 000石左右。而1505年至1518年前后十四年，则每年都是1 040 158石。七位数字，毫无增减。自1519年后即或记或不记；至1571年后即不再记。而自1522年至1571年间前后五十年，每年数目都在3 700 000石上下；而1567年一年，则只有1 800 000石全部数字表列于王毓铨明代的军屯(北京，1965)，页215216。摘录于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其所记载含糊不明之处也很多。例如明代所铸铜钱，较各朝为少，较北宋为远甚。全汉升先生估计，全明铸钱“一共不过千把万贯”本文作者估计只有八百万贯左右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1972)，页364。笔者从三言看晚明商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学报 7∶1(1974)，页135。现收入本书，见页132。。而世宗实录则称1533年皇帝“谕工部铸洪武至正德纪元九号钱，每号一百万锭，嘉靖纪元号一千万锭”世宗实录(台北，1965影印本)，7063。。而明史及大明会典，又针对上文注释：“每锭五千文”大明会典(台北影印，1957年司礼监本)，1949明史。。按1 000文为一贯，则上述共9 500万贯。亦即嘉靖帝朱厚熜一年一次之内，发令铸钱数量，超过以上估计朱明王朝276年前后所铸10倍以上。其不可能已经货币史专家彭信威先生指出中国货币史，页426，444。。笔者更可加注，如此浩大的铸钱，其成本则为当时北京现款收入20年的数量。而当日铸钱的厂局，也必扩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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