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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of asiatic studies，6(1941-42)“flood and d肉th data in tu-shu-chi-chr’eng”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8(1944-45)。这种情形与孟子里面经常提出的“老弱转乎沟壑”及“若大旱之望云霓”有关。而孟子的低水准平等思想，为明代人士所讲习，也不可能与这种情节分离。
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侵逼，也使中国不能施行地方分权，造成彼此不相顾盼的趋势。传统中国的国防线为 “万里长城”实际上因时代的不同，筑城的地点前后移动，但是总与十五英寸的平均雨度线相去不远。这也就是说在长城以北以西的地方，每年的积雨量低于十五英寸，无法耕种农作物，是游牧民族驰骋的地区，他们遇有灾荒或者趁到中国分裂之际可能大规模来犯。中国即取攻势也不能解决这地理上的问题，只能加强向地方政府的控制，以均一雷同的姿态取防势。
这些地理上的因素，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尤其在近代史上讲，甚为不利。中国人经常说：“如欲攘外，必先安内。”但是其所谓安与攘都是大规模的工作，数量重于质量。其用心设计之余，只能维持政治上超时代的统一和雷同，不能在技术及经济上讲求功效。因为后者的增进，总是参差不齐的。明朝加强中央集权，用伦理的社会力量保持各地均衡，防止各地方政府产生特色的趋向，也可以从它的科举制度看出来。科举制度肇基于隋而确定于唐。初时遇有明经明法等科，到宋时还用策取士，也仍有经义词赋。到明季中叶之后则只有八股文。邓嗣禹说：科目日趋简单，方法日形复杂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台北，1967)，页73。，也表现整个文官组织逐渐单元化，它不能掌握社会多元的情形，更不会鼓励这样的发展。
然则“打破砂锅璺到底”则我们不能不相信天候地理的力量可怕。而今日去明代覆亡又已三百四十一年，这种力量虽然没有以前的厉害，也还没有随朱明王朝而全部消灭。
第二，在中国传统历史上讲，明朝的收敛性和唐宋帝国的扩张性相反。
钱穆作国史大纲时，称唐朝“政权无限制解放；同时政府组织亦无限制扩大”钱穆，国史大纲(台北，1966第十版)，上册，页312。。其实这趋势也相次继续于宋代。
唐朝继承杨隋、北齐、北周，及北魏拓跋氏之后，在中国历史上自成一系统。其立国精神，受周礼的影响甚大。如魏之“三长”、“均田”以及各朝的“府兵”都系用“间架性的设计”(schematic design)作基础，也就是先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广泛地推行于各地区，行不通时，互相折中迁就，只顾大体上在某种程度上的可行，无意以条文做主，凡事认真均田制及租庸调制，只代表一种理想，实际施行时，又待当时当地的“活用”所以崔瑞德(denis ctwitchett)作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cambridge，1963)时，以旧唐书食货志为蓝本，虽然引用了很多参考资料，仍称其所叙不过是“理想上”的制度。有些在敦煌“活用”的地方，可参考韩国磐，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1964)。以公元755年为唐代财政的分水岭，是崔著的重点。。这种办法行至公元755年安禄山叛变时，已不能继续。以后所谓“藩镇之祸”乃系各地军阀自行抽税募兵，与日本之“大名政权”相似。
按：其实这种有效的地区政府，不一定比有名无实的中央政府低劣。只是中国士人习于官僚政治，没有朝廷合法及道德的名义陪衬，就感觉得不安。而五代十国间，契丹之辽进据幽燕十六州，包括今日的北京。中国之外患，迄西夏、金、元以至朱明王朝之建立，历四百年未止。
这中间的经过无法凡事镂刻比较，只是和明朝作风颇相针对，而对明朝颇有决定性的影响者，则为北宋，而且王安石的试行新法更是宋史中的一大分水岭。明朝之采取收敛及退却的态度者，也可以说是在王安石新法失败后的一种长期的反动。所以研究明史者注意新法实施的经过，并且将宋朝虽在经济高度发展下而仍不能替中国打开出路的原因仔细琢磨，将来再回头读明史必可事半功倍。这两者一经比较，更能增进读者了解能力，也容易看出西欧后来居上，在明清之间超过中国的原因。
最简单地说来，则是现代的金融经济，有商业型的独占性，它必须在政体、思想、法治、社会生活间全部被接受才能顺利地展开。中国在宋朝及明朝都没有具备上述这些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