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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造成了社会地位的流动性。有时平民也能因军功提升为贵族，譬如1381年在打败热内亚之后，一次就有三十个平民因各种勋绩成为贵族，内中也包括小商人和工匠。此外威尼斯政府，又特别提出一项公款，去津贴没有经常收入的贵族lane，pp252-253；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new york，1982)，pp257-258;jacob burckhardt，the civilization of re奶ssance italy，middlemare译自德文(new york，1958)，voli。所以威尼斯的贵族，通常在一百家至两百家之间，虽然有时也分派系，发生冲突，大致上仍是一个很稳定的集团。
迄至15世纪，威尼斯没有农业的基础，它的粮食来自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甚至远至小亚细亚和黑海之滨。它宁愿做粮食的转运商，无意自己经营农业，所以后来虽占领在大陆的领土，却不受大陆农业社会的影响。通常在大陆用兵以雇佣的军队(condottieri)为之，占领下的城市，也让他们自组公社式的政府。但是海外殖民地与商业攸关，则全力经营，不遗余力，也不让本地人预闻。克里特(crete)岛为威尼斯参加十字军东征的“战利品”之一。威尼斯人在这里经营了几个世纪，他们也经常与本地人冲突。
欧洲从中世纪转变到近代的时候，一个妨碍商业发展的因素，则是天主教会对“高利贷”(usury) 作极广泛的解释，12世纪之后，连一般信徒也受限制。但是威尼斯的商业习惯，早已奠基于此时之前，所以对这些禁忌，置之不顾。名义上教会仍受教皇约束，但是威尼斯的天主教堂则依据传统屏声息气于本地政府羽翼之下，各市区的神父尚是由居民推举。教皇曾数次与这自由城市冲突，也曾将全市“开除教籍” (excommunication)不止一次，但是始终无法改变这城市的独立作风。
威城的主要工业限于造船业、食盐的煎晒和玻璃工业。本地的纺织业曾一度出头。但是因城中缺乏不含盐分的清水，制造不便。15世纪以前出口的织品，多为米兰(milan)及路卡(lycca)所制，而非土产 mmpostan and eerich，，，(cambridge，1952)，p351，393。
这城市里的各种手工业，可以组织工会，但是海员却不许有这样的组织。而且海军的兵员征集于全市的市民。征兵的方法，预先将壮年的男子组成十二人的集团，并且早已编排了被征召的次序，有需要的时候就按次序地应召入伍。威尼斯最强盛时，经常维持了一部有力的海军，其舰只之galley，在中国俗称“蜈蚣船”因为每船有一百五十人至二百人为划桨手，两舷桨数之多，有如多肢的爬虫，取它的行动迅速，而且作战时这些人员也投入战斗。我们一般从电影小说得到的印象，则是划桨手都是奴隶及囚徒，但是在威尼斯，这种办法开始于16世纪中叶，其时这自由城市，业已中衰。在它最强盛时，所有的水手，都是自由公民。我们要如此不厌其详地讲到这些细节，目的是要强调这自由城市举国皆兵的形态。而且威尼斯最重要的商业又是国营，商船又经常组成护航队，所以商业舰队与海军的关系，极为密切。
我们研究资本主义形成时，如果先用欧洲大陆的资料作基础，则看到市民向封建君主要求自由，有由一个单元的社会嬗变到多元社会的趋势。但是从地中海内资料着手(事实上这也是资本主义发生的正确历史程序)，则可以从威尼斯的历史中，看到一个商业的组织，在一种特殊环境下独立自主地成长，而且它罢斥与它不相容的因素，用不着革命，也自成一个单元社会，凡事以商业为始终。
写威尼斯历史的人经常提出两点好像自相矛盾的特征。一方面是它的民主制度，如“统领”(doge)由选举而诞生，有选举权的四十一位贵族，自成一集团(electoral college)，执行此特权时用秘密投票(secret ballot)。又有参议院(senate)和众议院(general assembly)。而经常获得公意的办法，是幕后征集意见，有如caucus或利用streering committee。另一方面则是实施特务政治，密探的活动广泛，对谋反的立法严格。其实两点都可以用威尼斯单元的商业组织解释。威尼斯的民主，并不是以民主为目的。而是在商业眼光下，凡事都可以用数目字计算，所以只要集思广益征得与这城市商业共利害的人士参政，权力的分配又和财力的分配相似，则政局可望稳定。然则在扩充商业，掌握制海权，和动员作战间，不见得所有的决策都符合十万人的公意，所以政府对一般民众，不免疑忌，而最怕敌国煽惑。好在威尼斯最大的工业——造船业——始终受政府密切监视，其他工业如五金业、肥皂工业，员工分散可以通过工会管制。而且社会流动性不算，匠工寡妇，只要稍有积蓄，也可以用他们的本钱，以股份(colleganza)的方式投资于贸易，海员也可以附带经商。所以过于夸张威尼斯的民主，和当日情形不能相符；过于强调它的特务政治，也与事实相违。
有一位现代作家称历史上的威尼斯是“一个没有领域的城市”和“一个商人共和国”“它的政府即是一个股份公司。它的统领就是它的总经理。它的参议院，就是它的董事会。它的人口，就是它的股票所有人”edward pcheyney，the dawn of modern era(new york，1936)，p11。虽然比喻得过分，却可以让读者立即窥见到这组织后面的真性格。这种性格也可以代表初期资本主义的精神。
威尼斯的做法，不是其他意大利自由城市可以仿效的。以佛罗伦萨(florence)为例：“它的经济基础，在许多方面较威城占先。它在一千三百年之前，就成为一个纺织工业的制造中心。它的银行业，也很发达。在1422年，这城中的新市场就有七十二家货币交换的商店。它的银行家也在欧洲各国家内为皇室贵族和各地主教做财政的经纪人。一部业务，即是将教会的收入汇划与教皇。但是佛罗伦萨为陆地所包围，因地主则牵涉到农业社会的因素，因制造业就牵涉到很多工业社会的因素，所以起先就有制造商与当地贵族的冲突，在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争权之时也不能采取中立。”兹后佛罗伦萨被投入“政治的试验管”曾经体会到“贵族掌政、暴权政治、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冲突、有限制与无限制的民主、假民主、一家专政、萨沃那洛拉(savonarola)的政教合一、混合政府，终至于美第奇(medici)的独裁”cheyney，p42；burckhardt，the civilization of re奶ssance italy，，102；oliver ccox，the foundation of capitalism(london，1969)，pp143-144；leonardo olschki，the genius of italy(oxford，1949)。
在这情形之下，没有人能说佛罗伦萨已进入某种“主义”的体制内，它既有“资本主义”的因素，也更有“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因素参见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 states in re奶ssance italy(new york，1979)，他的解释是指出佛罗伦萨各种复杂的政治思想与文艺复兴的关系。。可见单是有商人和商业资本，不能构成资本主义的体制。纵使生产关系超时代的发展，在14、15世纪之间，就有了资本家与城市无产阶级的对立，也不一定能构成资本主义的体制。在这时候，我们才更领会布罗代尔所说“资本主义之成功，在它与国家互相印证，它[本身]即变成了国家”braudel，afterthoughts o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patricia 译自法文(balti摸re，1977)，p69。这中间有一个“全牛”(whole hog)的观念。
再回到威尼斯的历史上，我们更可看出，初期资本主义的形成，不是由于构成国家的因素繁复，而是由于它的简单，所以一切能用数目字管理。
欧洲从中世纪进展到现代的时候，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则是以前的“朝代国家”(dynastic state)逐渐嬗变而为“民族的国家”(national state)。在财政的组织上讲，朝代国家的世袭君主不须向全民交代，而是他们自己对国计的盈亏一身担当。因之他们常向商人借债，有时甚至将皇家珍宝作抵押。要是可能，他们即独断地向臣下勒索，或者赖债不还。这些情形都不能在法律上稳定私有财产权，同时也是妨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大障碍。现代的新式国家，则行公债。政府的盈亏，不必由君主个人负责。
威尼斯的政府在1160年向市内商人借得十五万银马克，开世界各国政府发行公债的先例。十一年后威尼斯银行成立，政府即承认该行得以公债的债权作发行信用票据的张本，较英伦银行(bank of england)同样的安排，要早五百多年cox，the foundation of capitalism，p81；charles aconant，a history of modern banks，4th ed(new york，1909)，；norwich，op，cit。，8。两方面的情形都和上述布教授所说“capitalism triumphs only when it becomes identified with the state’when it is the state”的情形相符。在历史上讲，这就造成一个不可逆转的形势。因为政府既成为了一个公司性质的机构，则民法也可以商法作基础。举国如是，整个社会已向资本主义的方向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