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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读地魏巍的我的老师，记忆的枫叶便会飘进我的心中，用它火一样的躯体，托起我沉沉的回忆。
我的启蒙老师也是左边眉角有颗榆钱大的黑痣，仿佛就是从魏巍的文章里走出的一样。他把着我的手儿，一笔一划地教我写汉字；又指着黑板，一点一滴地领我们读拼音。那时，我真羡慕她，总觉得老师的每句话都能惊天动地。她是那般和蔼可亲，仿佛是春天的精灵。记得春天的凉风中，梧桐树上满是紫色与白色相间的花儿。我们挥着竹竿，打下一片柔柔的雪花，她便在树下，沐在这纷纷的花儿中，轻轻的裙幅闪烁无限的美丽。那时我真想化作一片花瓣，在老师的身边撒娇，嬉笑。后来，她打了许多落花，压在书中，悠悠的香气一直带到了教室的每个角落。还记得那个初夏，我们几个和老师一起，在树荫下大声地请着蜗牛出壳“干螺丝儿，快出来，有人偷你的青干柴”我们这样齐声地喊着，终于蜗牛探出了头，我们笑着，老师也笑了，笑得是那样的甜
然而，对于我这样一个从来不知挨打是啥滋味的孩子来说，老师那一竹片一直留到了今天。每每做错了事的时候，心头总是泛起阵阵的躁热。
那时我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仗着自己学习成绩尚好的优势，认为作业只是老师对其他同学的要求，与自己没有丝毫关系。有一次，老师布置了抄写课文和试卷的作业：星期日，抄三篇课文和一张试卷。我没有给爸妈说作业，只是跟着他们一道给外婆过生日去了。外婆的生日是我们亲戚中最热闹的，七八桌人，表兄妹都要来，那简直就是我们的节日，大家伙到一起上山下田，抓鸟捉鱼作业的事情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
第二天，我拿着只抄写了两篇课文的作业本到老师面前，心里虽然有些忐忑，但终究我还是班上学习成绩的一面旗帜，没什么大不了的。老师先是问什么原因，我胡乱地编了些不着边的事情搪塞，显然她是觉出了我在说谎。老师的声音里突地夹杂了些因为生气而略为高昂的调子，再一次地问我有没有说谎。我的眼神有些慌张、迷乱“没、没”我回答的是如此不自信。
“请你以班委干部的身份向大家大声说出来！”老师的话语很铿锵。我把头低下来，不敢面对同学，更不敢面对老师。
“作为学习委员，班上的规矩不能对你特殊，把手伸出来。”
这一次，一定是动真格的，我伸出手去，只听“啪”的一声。我的手火辣辣的，一个自命不凡的我，早已被内疚所包裹。我偷偷地望了一眼老师，她清秀的脸庞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已铁青铁青的，而且眼睛里似乎也涨满了泪水。我知道，老师本是不想用这样的办法来对我们的，只不过恨铁不成钢的心幸许比什么都急迫。愧对老师的是我，我用近乎冷漠的学习态度来敷衍老师的热切期盼，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可耻吗？
我的泪水亦情不自禁。直到现在我都在想，那时的我哪来这般细致的思考和深深的自责。
从此，我不敢再有半点马虎，学习和工作都分外认真。
这年的六一，我得了生平的第一个三好学生奖状和一个铁文具盒的奖励。接过奖品刹那，我看见老师在使劲地鼓掌，仿佛比她自己站在台上更加光荣。也是在这一年的教师节——第一个教师节到来的时候，我用父母给的零花钱买了两张画送给老师，一幅是时下最流行的女明星，一幅是颐和园景观，老师收了前一幅；还记得在教师节是老师用风琴给我们演奏的歌曲，可没想到这就是我留给老师和老师留给我们的诀别礼物。教师节后的周一，老师用她不太熟悉的自行车技术从区上过来，一头栽下了五六十米的悬崖，头埋进崖底的水田里，离我们远去了。
那天，已是上第一节课的时间了，还见老师到教室。听人说老师出事了，我同班上的几位同学让大家安心上自习，我们代表大家去出事地点看看——因为这个地方就在我家所处的生产队，那地方我知道。当跑到出事地点的时候，救护人员已把老师从水田里弄出，正往救护车上送，我挤进人群，只看到了老师长长的头发被稀泥裹住，不断地往下滴水，没有我想像的鲜血流出的情景。我使劲地摇着身边的长辈，问老师的情形，她们没有一人回答，脸上都显得分外僵硬。
看着我急得快哭出来的样子，近旁的姨婆安慰我说：“没事的，老师是好人，好人自有好报”她说得那般无力，我竟然相信了。于是对一起跟来的同学说，我们大家凑点钱，过两天买两包白糖去看看老师。
救护车启动了，我们又跟着车跑了段，直到将车送到大队部与宽敞平坦的马路相接的地方。心想后面的路不颠簸了，老师的伤口之类的才不会痛了。甚至我还想着过几天老师痊愈后，还会继续教我们唱歌、给我们讲故事，还会将梧桐树上开的紫色花儿带进教室
然而，一切恍惚是个梦，醒来的时候，老师的遗相已挂在了学校的礼堂门口，花圈摆了一地，20刚出头的人生里程如此急促，却让我念记了这么些年，每每回想起来，我的心都会颤抖，我的人都会不自觉地回到当时的情形。
我买了张小手绢，用铅笔在上面写下了“老师，您走好”的字样，以及我的名字。也许在天堂，我的老师仍被梧桐花儿包裹着，唱着那动人的曲调，翩翩起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