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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回家乡探亲，有幸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的二十年代末，我们村子里来了一位身穿长衫的姓王的年轻人（可能是化名）。人们都称呼这个年轻人为王先生。这个王先生非常懂事理，而且为人诚恳热情，乡亲们对王先生都很尊敬。他在村子里办了一所小学，自己又当老师又当校长。王先生在我们村和附近的几个村庄走街串户，宣传和动员学龄孩子和大人们出来读书。当时的大多数农民家里都非常贫穷，拿不出钱来给孩子交学费。王先生就采取了三种十分有效的办法：一、交了学费的孩子集中在上午上课，放学时让这些学生将自己的课本和写字的石板整理好放在书桌上；二、交不起学费的孩子集中在下午上课，使用上午上课学生的课本和石板。这些学生下课后依然将课本整齐地放在书桌上；三、晚上是给大人们的扫盲班上课，所使用的，依然是课桌上的课本和石板。由于采取了这些切实可行的措施，不仅使得学龄的孩子们都能够上学，而且连许多大字不识的农民也积极报名参加了扫盲班。
王先生既当校长又当老师，从早忙到晚，从来没有自己的休息日，而且他自己也没有工资，因为他将学费中剩余的钱都用来买笔墨纸张，送给那些没有钱交学费的孩子们了。而王先生的伙食来源，仅仅是由村子里每年提供给他的几百斤粮食，和他自己在学校的院子边开出的一小块菜地来解决的。
王先生不仅教学生们学文化，还经常深入浅出、旁征博引地给学生们讲爱国的道理。“九一八”事变后的一天，王先生讲课时在黑板上画了一幅中国地图，然后用粗粗的重笔将东北的地形描绘了下来，给学生们讲述东北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物产；讲述日本企图吞并东北的野心和日军在东北的暴行，以及东北人民在日寇奴役下的悲惨境遇，讲不能当亡国奴的道理。王先生讲的许多道理，都在学生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许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这个王先生，就是当时我们党的深（泽）武（强）饶（阳）安（平）联合县的县委书记，虽然他是以小学校长的身份做掩护，为党做工作的，可以说教书是他的“副业”可他把这个“副业”做得是有声有色。王先生在教书的过程中，克服了重重困难，使得穷苦人家的孩子得到了学习的机会，文盲的农民学会了认字写字。更重要的是，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以一种循序渐进的方法，润物细无声地播撒下革命的道理和火种。后来，王先生被党组织派到武汉进行革命活动，不幸被敌人逮捕，最后壮烈牺牲。
我想，这个被乡亲们所尊敬的王先生的所做作为，应该是我们共产党人早期所实施的一个“希望工程”了。而且我坚信，当年我们党所实施的这样的“希望工程”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有很多很多。
七十多年前，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甚嚣尘上的时候，在各种条件十分恶劣的情况下，我们的共产党人深深地扎根于广大的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之中，不仅积极地做好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的本职工作，而且还克服困难，想方设法地为人民群众解决上学难的实际问题，让没有钱的穷苦孩子们受教育学文化，而自己却过着与人民群众同样的清贫日子，不图一丝一毫的回报。
桃李不言，下自成溪。不图回报不一定就没有回报：在王先生教过的学生和农民中，有许多人后来都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了我们党和军队在历次革命斗争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骨干力量。王先生若地下有知，当含笑九泉了！
从七十多年前我们共产党人所实施的希望工程，联想到现在已经实施了多年的希望工程，二者相比，其中的许多现象和强烈的反差，不仅让人有恍如隔世之感，甚至还有着无比的不解、痛心与愤怒。
这些年来，我们在各种媒体上看到了无数这样的报道：在我国的老少边穷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有许多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上不了学，或者上了学而不得不中途辍学；有许多学校的校舍破旧，或者本身就是多年的危房；有许多学校的教学条件简陋到了让人难以想象的地步，甚至于连起码的，也是必须的黑板、讲台、桌椅、操场、运动器械等等都不能满足，就别提什么为了适应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化教学要求，而必须具备的其它的教学器材了；有许多工作在艰苦条件下，担负着繁重教学任务的教师，却长年不能按时领到自己的薪水；还有一些地区，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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