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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年，我上小学一年级。我们的学校红砖木窗三层楼，玻璃被窗框切成十二个小格，太阳射进的时候被分成六十等份，每个孩子享有一份。操场还算大，摔了跤伤口的边缘会粘着黑黑的土粒。
我们的老师姓刘，她似乎没有几根黑发，带着眼镜，占了面部的三分之一，说话时下齿高于上齿，上齿正中有一颗是缺席的。她的女儿每天中午来吃饭，当时她应该读初中，几乎每次刘老师都要用教鞭打着她走，从教室打到走廊，有时会追到操场，我们就簇捅着扒到窗户上看，等到她把女儿打走了，我们才满意的回到座位。我们从来不明白她和善的眼镜背后为什么存在着如此大的阶级差别，只是好奇的认为中午是看戏的时间，尤其在她的女儿哭的时候。半个学期后，很多家长反映她的年龄和教学问题，于是很快，我们就若无其事的送走了这位老奶奶。
第二天的早晨，空气很湿润，那个年代的早晨是否都是这样的。我背着变形金刚一样的书包走进教室，看见一个身材稍胖，皮肤略微粗糙的女人，脸上有些沧桑但确切的皱纹是看不清的。她坐在刘老师常坐的地方，看见我微微的翘了翘嘴角，我灵机的鞠了躬大声说老师好。她点了下头，我回到座位，凑到同桌的耳边窃窃的问她是谁。当时她五十多岁，头发卷曲，眼睛里很有性格，在全部同学都小手背后正襟危坐的时候，她成了我们的新任班主任——梁老师。
“我五点钟起的床，做的馒头，我吃了俩，我跟我老头一起出的门。昨天的值日生地没扫干净，看这纸，我来了又扫一遍。”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听到她的早起时间和早餐内容，甚至于家务琐事层层叠叠，这并不比课程次要。
“我在榆树屯是校长，那个时候我在教室里抽烟没人敢管我。”她每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总是回荡着一种高傲和似有非有的委屈。而今，她进了城，也只能在下课的时候匆匆抽一只，我曾见过她把烟叶卷在纸里，两只手娴熟得不亚于翻书，然后用舌头舔着缝隙，从头一直舔到尾，神态专注，在我看来那比糨糊都牢靠，划一根火柴，点燃，深吸，然后吐出。蓝白色的烟气，是我闻过的不同于任何厨房的味道。
她教数学和语文以及我们的处事观。要知道那个年代有一样东西有着很重要的标志地位——学生守则二十条。我们要背，要一字不差的背，定期检查并参加评比，严重关系到当周能否拿到学习红旗，没能背对的要罚站，要记过，情节恶劣不服软的要请家长。所以看吧，下课的时候每个孩子手里一本小册子，三三两两的在树荫下瞪着白眼望着天背“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有时一个人考，一个人答，就听“错了，要先说热爱人民，再说热爱中国共产党。”梁老师给我们讲毛主席，无比神往的讲毛主席。有一次把一个红色的胸章带到了学校，被手绢包着，她剥开手绢的速度比剥桔子都得慢上几拍，她拿着它一桌一桌的给我们观摩，并崇敬的别在胸前。她别好后站在讲台黑板前，挺着胸，本就有些胖的身材加上不可言状的表情，俨然就是个领袖的样子。最有意思的是梁老师在我们还不懂得什么是防范的时候教会了我们哪里是男生和女生的要害部位。她说这里是女孩的要害，她用右手轻轻的扶在自己的左胸上，我们这群小孩哈哈的乐。下课的时候，智圆问我“要是打到这里会不会死啊？”我说“会呀，会死的。”她就心事重重的跑了。回家我问我妈同样的问题，我妈表情异常愕然。
梁老师身上有着浓重的乡土气息，她让我们感觉得到一种独特，这种独特传染到我们身上就与其他班的孩子有了区别。我们更淳朴，更低调，然而也更土气。二班和三班的老师年龄都在三十岁左右，那种活力是我们不明白的情况下或多或少的一种威慑，似乎他们的学生都阳光灿烂，而我们则灰头土脸。我们偶尔也会彼此打粲的说，要是去了三班就好了，那儿的女生都那么好看，去二班也好啊，二班的老师都那么好看。
可是梁老师还是梁老师，无论怎么做梦，她都是我们心底最重的秤砣，这个秤砣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她的体重。听她讲老掉牙的故事，开始是好奇的听，后来耐着性子听，再后来就是心不在焉的听。她坐在那儿就是本书，土得掉渣却也厚得没底。
我们的梁老师绝非一个固执的马列，也绝非一个密封仓库。印象里她似乎也是很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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