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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劳动营发的所有东西都没扣子。内衣和长内裤各有两根小系带。枕头两端各有两根小系带。夜里它是枕头。白天就成了我们随身挎的亚麻布袋，什么场合都用得上，比如去偷东西或是乞讨。
我们管乞讨叫“兜售”这个时候我们不偷，还有，工棚内邻伴的东西是不拿的。除此之外，我们什么时候都偷，上班前、上班时、下班后。其实也算不得偷，只不过是下班回家的路上，去瓦砾堆上摘些野菜，直到枕头袋塞满了为止。农村来的女人早在三月里就发现，这种锯齿状叶子的野菜罗马尼亚语叫“萝柏笪”（lobod），家乡人开春时也吃它，味道像野菠菜，德语名字叫“麦得草”（meldekraut）。我们还摘一种叶子上长了毛的草，那是野生莳萝。前提是：要有盐。盐要在集市上通过物物交换才搞得到。它又灰又粗，像铺路用的碎石，用之前还必须得敲碎。盐可是值钱的宝贝。麦得草有两种吃法：
麦得草的叶子可以像野莴苣一样生吃，当然要放盐，野生莳萝也可以撕碎了撒上去。或者把麦得草的茎整根放进盐水里煮。用勺子捞出来时，它会有种令人沉醉的、类似菠菜的味道。熬出的汁也能喝，或当清汤啖、或作绿茶饮。
早春的麦得草是柔软的，整株植物只有一指高，银绿色。待到初夏时节，它已齐膝高，叶状如指。每片叶子都各不相同，像一只只形状各异的手套，最下面永远竖着大拇指。麦得草色银绿，喜清凉，适宜早春时食用。夏天就要注意了，它会一下蹿得老高，枝叶茂密，茎杆坚硬，苦若粘土，有木质感。等它齐腰高时，粗壮的主茎周围会长出一蓬松散的茎叶。盛夏时分，叶茎开始变色，先是粉红，继而转血红，再变成紫红。秋天时，色已暗若深青。所有的枝桠顶端会结出一串串的锥形花序，花状如球，像荨麻一般。只不过麦得草的锥形花序不会垂下来，而是斜斜地朝上长着。它也会由粉红变成深青色。
奇特的是，只有到变了色、早就没法吃了的时候，麦得草才会显出真正的美丽来。有此美丽作保护伞，它得以自在地在路边生长。吃麦得草的时节过去了，但饥饿却不会，它变得比人自己还强大。
该怎么来描述这慢性饥饿病呢？可不可以说，有一种饥饿，会把你的饥馑变成病态。总会有更多的饥饿加入到原有的饥饿之中。新来的饥饿不知饱足地增长着，跃入旧的、永恒的、好不容易才克制住的饥饿之中。如果除了谈饿之外，关于自己就无话可说，如果除了饿之外，别的事都无法去想，那么人该如何在这世上生存？硬腭大过头，一个高而敏感的圆拱，直达头颅。饥饿让人无法忍受时，硬腭内就会抽着痛，好像有人把一张刚剥下来的兔皮在脸后撑开了去晒干，脸颊变得干枯，覆盖着苍白的茸毛。
我一直不知道该不该责怪这苦涩的麦得草。人们不能再吃它了，因为它变得木头一般，拒绝再被吃掉。它知不知道，它不再为我们和饥饿服务，而在替饥饿天使效劳。这一串串的红色锥形花序就是饥饿天使的项圈。初秋第一场霜之后，它便一日比一日浓艳，直至完全冻坏。这毒药般美艳的颜色刺痛眼球。锥形花序，一排排红艳的花环，所有路两边都在打扮着饥饿天使。它带着它的花饰。我们的硬腭却已如此高旷，走路时脚步的回声都会在口腔内发出刺耳的声音。脑袋里有一种透明，像是吞了太多刺眼的光。这光在口腔内自顾自盼，柔媚地滑进小舌，渐渐地涨起来漫入大脑，直到脑壳里不再有思维的大脑，而只有饥饿的回响。饥饿的痛苦无以言表。时至今日我还要向饥饿表明，我已逃脱了它的掌控。从不用挨饿的那天起，我简直就是在以生命本身为食。只要吃东西，我就会为食物的味道所囚禁。六十年来，从劳动营回乡之后，我就是在为反抗饿死而吃。
我看着已经没法吃了的麦得草，努力去想点别的东西，譬如在寒冬来临之前，这夏末倦怠的温暖。结果却偏偏想起了这里没有的土豆，想起那些集体农庄上的妇女，或许已经能在每天的野菜汤里吃到新土豆了。除此之外，她们没有什么让人羡慕的。她们住在地洞里，每天干活的时间比我们长得多，从日出一直干到日落。
劳动营的早春时节，就是我们这些去瓦砾堆上的“麦得行者”煮麦得草的季节。“麦得草”这个名字并不合适，根本体现不了它的意义。“麦得”（melde）这个词对我们而言没有弦外之意，不会扰乱我们的心神。它不是“报到”〔德文是meldedich，意为报到、发言。〕的意思，不是集合点名草，而是路边随手可拾的一个词。反正它是表示临近晚集合的词，是临近集合的草，而绝不是集合草。煮麦得草的时候，我们时常是焦灼不安地等待着，因为之后马上要集合点名，并没完没了，因为人数总是点不对。
我们劳动营一共有五个rb，即五个工作大队（rabotschibatallion）。每个支队又称orb（odelnara波tschibatalion），分别由五百到八百人组成。我的工作队编号为1009，我的工号是756。
我们整齐地列队站好。这么说其实很荒谬。你看，这五个惨不忍睹的工作队，每个人都眼睛浮肿，鼻子硕大，面颊深陷。肚子和双腿都水肿着。不论是严寒还是酷热，我们就这样整晚整晚地在静静的站立中度过。只允许虱子在我们身上爬动。在没完没了的点名中，它们可以喝个饱，检阅着我们可怜的肉体，不知疲惫地从头部一直爬进xx毛。大多数时候它们已经吃饱喝足，并在棉制服的接缝处躺下睡了，而我们却仍在静静地站立着。劳动营的指挥官施矢万涅诺夫依然在咆哮。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只知道他叫托瓦利施奇-施矢万涅诺夫。这个名字长得已经足够让我们在说出它时，害怕得直磕巴了。托瓦利施奇-施矢万涅诺夫这个名字，让我想起被放逐时，火车头发出的呼啸声，想起家乡教堂里那个白色神龛，上面刻着“天命启动时间”也许我们数小时的静立，是为了反抗那白色的神龛。骨头重得像灌了铅。如果身上的肉没有了，撑起这副骨头便会成为一种负担，它直把你往地里吸。
集合点名时，我会练习在静立中达到忘我的状态，不去将呼与吸区分开来。不抬头，眼睛上翻，在空中寻找云的一角，可以把这副骨头挂上去。如果我已达忘我之境，并找到这样一个空中挂钩之后，它便会牢牢地固定我。
时常没有云，只有清一色的像海水般的蓝。
时常只有遮蔽了天空的云毯，清一色的灰。
时常云飘走了，挂钩也不会静止不动。
时常雨水会灼痛我的双眼，并把衣裳紧紧黏在皮肤上。
时常严寒仿佛将我的五脏六腑扯得粉碎。
在这种日子里，天空会让我的眼球向上翻，而集合点名会把它再拽下来，骨头只能无依无靠地悬挂在我的身体里。
工头图尔普里库利奇在我们和指挥官施矢万涅诺夫之间，僵直地走来走去。点名册在他的指间滑动，由于翻的次数太多，已经褶皱不堪了。他每叫一个号，胸脯就像公鸡一样颤动着。他的手依然像个孩子的。我的手在劳动营这段日子却长大了，棱角分明，又硬又平，像两块板子。
如果点名之后，我们中有人鼓起全部的勇气，问其中一位干部或者甚至指挥官施矢万涅诺夫本人，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家，他们会简短地回答说：“skorodomoj”意思是：你们马上就可以走了。
这个俄语的“马上”偷走了我们在这世上最长的时间。图尔普里库利奇还让理发师奥斯瓦尔德恩耶特修剪鼻毛和指甲。理发师和图尔普里库利奇是老乡，都来自喀尔巴阡-乌克兰〔在今乌克兰最西边，和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波兰接壤〕，一个三国交界的地方。我问他，在理发店给上等的客人剪指甲在三国交界处是不是件很平常的事。他说不，在三国交界处不是这样。这是图尔的规矩，可不是老家的。在老家，第九个理完了才轮到第五个。我问，这是什么意思？理发师回答说，有一点巴拉穆克。这又是什么意思，我问。就是有点乱，他说。
图尔普里库利奇不是施矢万涅诺夫那样的俄国人。他既会德语，又会俄语。但他是俄国人一边的，跟我们不一样。虽然也被关在这儿，他却是劳动营负责人的副官。他把我们在一张纸上划分到不同的工作大队，翻译俄语的命令，再加上他自己的、德语的命他在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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