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浩绵远深长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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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四十多年前的小学老师，年近八旬的刘汉言老先生到访。
因为年代久远，加之老人家有没有亲自教过我，当然印象模糊。当提及我在办公室一楼大厅里的那副书法作品时，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记得上月文学沙龙采风活动的午餐会上，笔友加秘书长的胜春先生的一席话，关于有一位老者来办公室商榷我书写的那首高亨教授水调歌头读毛主席诗词中的那句“写鹿战”还是“写鏖战”的事情，心里登时砰然紧张起来。
老师婉转的说明来意，并打听我父母的现状后，又郑重地提及此事和看法。看来八十来岁的老师驱车百余公里上门赐教，足见其治学精神，即心用良苦，又师恩浩荡啊！
百忙之中，接受老师的教诲，感慨良多。
当天回家后，与母亲谈及此事，妈妈详细地介绍了当年的同事刘老师。一介布衣的他，酷爱国学，自学成才。先在乡务农，后做代课老师，然后转正，从小学老师教到中学。他一生治学严谨，常常为一个字，一个历史掌故而孜孜以求，争论不休。老先生现在虽年近八旬，但是依然身体硬朗，精神矍铄，风采依旧。为了满足老师的心愿，放下手中的活计，上百度，搜索出上百条关于这首词的来历和争论。版本也很多，大家各执一词。原来这个问题的争论伴随着这首词的出现就开始了，而且几十年来未曾止息。看来要搞清这个问题还不是一时半晌的事情。
末了，老师带着我下载的几个版本以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多次挽留中饭未果后，怀着对老师的敬意送别先生。望着老师离去的背影，倏然间想到了我那逝去三十多年，同样也是我的老师的老父亲费劾岫峥舳龇贩
是呀，那一代知识分子对学生的负责精神多么地令人感动啊！
以下是几个版本的高亨诗词及相关情况。
附件1：毛泽东与高亨教授“诗案”真相
1966年初，有一首水调歌头的词作，曾以手抄的形式，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由于其气势磅礴，豪放雄迈，很多人认为是一代诗词巨匠毛泽东的手笔。全词如下：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蜇龙飞起，扑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在当时，就连对毛泽东诗词深有研究的一些人，也认为是毛泽东的新作。因为此词谈古论今，纵横驰骋，其遣词造句、起承转合，都实在酷似毛泽东已发表的词作的风格了。
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等职的龚育之，其时虽对此词义不合毛泽东之口吻而表示怀疑，但也认为“写得有气派，艺术上也是高水准的”“似也可信”1966年2月上旬，龚育之在武汉东湖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间隙，当面向毛泽东求证。毛泽东哈哈一笑，说：“词写得不错嘛！有气势，不知是哪个知识分子写的。”
后来有关部门考虑到这首词流传甚广，关系到领袖，经过一番认真调查，终于弄清了此词的来龙去脉。
原来，此词作者乃当时山东大学的教授高亨。
为了避免以讹传讹，1966年的2月18日的人民日报在第八版上刊登此词。编辑在排版时是作了精心安排，不仅放在右上角的显眼位置、加了粗线条的花边、用了大号字，而且在高亨名字前特加上了“山东大学教授”六字，并且还用黑体字加了编者按：“1964年初，文史哲杂志组织了一次笔谈学习毛主席诗词十首的活动。在笔谈中，作者写了下面这首词，原刊文史哲1964年第1期。”
人民日报之所以介绍得如此详细，显然有辟谣之意。作者虽得以澄清，但这首词的社会影响却丝毫没有减小，人们谈到毛泽东的诗词，总是忘不了“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文革”初期，此词竟被冠以读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有感的标题，与陈明远的一些诗词一同被冠以“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而广泛流传。
山东大学是一所以文史见长的百年名校，曾因有“冯陆高萧”四大学者而名扬世界。冯，指冯沅君；陆，指陆侃如；萧，指萧涤非。高，就是高亨先生。
高亨先生
高亨，又名晋生，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先秦文化史研究的著名学者和古籍校勘考据专家。1900年7月29日生于吉林双阳县一个小山村。10岁时取名，入私塾就读，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1918年春，高仙翘考入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2年冬毕业。1923年春，他远离家乡来到北京，入北京弘达学院补习英语，继而转到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1925年秋，改名高亨，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中国当时第一流的学者梁启超、王国维。梁启超对高亨的毕业论文韩非子集解补证颇为赏识，曾说：“陈兰甫始把说文带到广东，希望你把说文带到东北。”并赠给他一副对联：“读书要最识家法，行事不须同俗人。”从此，高亨立志遵循清代著名学者高邮王氏的家法，严谨治学，并决心过“读书、教书、写书”的“三书”生活。
1926年秋，高亨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被吉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聘为教授，开始了终生的教书生涯。两年后转任沈阳东北大学教授。“九一八”事变后随东北大学来到北平。之后又历任河南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大学、西北大学和湘辉学院教授。1945年8月，在四川三台执教于东北大学，一年后随东北大学迁回光复后的沈阳。自1931年底离开东北奔赴关内，高亨先生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辗转流徙，飘无定居，在充满孤独漂泊之感和忧国忧民愁思的日子里，坚持学术研究。他的几部力作如周易古经通说、周易古经今注、老子正诂、墨经校诠等，大都完成于这一时期。这几部专著以其内容丰实、考订精当而享誉学界，从而确立了他在现代易学、老学和墨学研究中不可摇撼的地位。
全国解决后，高亨仍从事高校教学工作，1953年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
1963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四次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在山东大学任教的高亨教授应邀参加了会议。会议即将闭幕时，他与范文澜、冯友兰等九位国学大家一起，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当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介绍到高亨先生时，毛泽东一面亲切与他握手，一面风趣地询问：“你是研究文学的还是研究哲学的呢？”高先生回答说自己对于古代文学和古代哲学都很有兴趣，但水平有限，没能够做出多少成绩。毛泽东心情很好，说他读过高先生关于老子和周易的著作，对高先生的成绩给予肯定，还说了些鼓励的话。
这次接见，使高亨激动不已，终生难忘。返回济南后，遂将自己的著作诸子新笺、周易古经今注等6种，连同一信，寄周扬副部长转呈毛泽东主席。
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版毛泽东诗词中，除收有早已流传的27首诗词之外，还有初次发表的新作10首。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编辑部及时组织了一次笔谈学习毛主席诗词的活动，高亨先生积极参加，并填写了那首著名的水调歌头。
1964年第1期文史哲杂志配合编刊了笔谈学习毛泽东诗词的文章和附词一组，其中就有高亨的这首词。这首词一经发表，立即引起共鸣，被传抄呤诵，广为流传。但在传抄中，不少人漏抄作者姓名，这便引出一桩“诗案”
随后，高先生把这首词连同一张恭贺春禧的短函寄呈毛泽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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