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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官员充当代理人和执行人。这是法家的主张。
毫无疑问,官员治国和官员代理是对立的统一。因为即便是由官僚集团来治理帝国,也只能在皇权政治的框架之下进行。同样,即便是皇帝一人独裁,中央政务也得由官员来处分,地方行政也得由官员去代理,皇帝无法包办一切。
因此,帝国的政治,就可以说是官僚政治。
当然,也可以说是皇权政治。
贵族政治则只能下课,矛盾和腐败也应运而生。因为贵族治国齐家,其实是自己管自己,相当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便有斗争,也是争夺承包权。包括后来诸侯发动兼并战争,大夫鲸吞国有资产,本质上都如此。
皇权政治和官僚政治却从来就是责权利不清。比如天下和国家到底是谁的?就模棱两可。一方面,大家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另一方面,又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如此矛盾,岂非产权不清?[5]
权属不清,就责任不明,左右摇摆。结果,如果皇帝强势,就是皇权政治;皇帝弱势,就是官僚政治。
同样,由于天高皇帝远,九五至尊对许多具体事务都鞭长莫及,这就给官员的权力寻租留下了广阔空间。再加上官员在帝国这家公司并无股份和分红,势必利用代理皇权的机会上下其手牟取私利,终致腐败不可遏止。
这是帝国的胎毒。
官僚制度多次变革,直接原因就在这里。
也就是说,以儒生为基本队伍的官僚集团,总是希望分得更多的权力。这不仅是利益驱动,更是理想使然。在他们看来,理想的政治应该是君臣共治天下,建立文官政府行王道施仁政。贞观之治备受推崇,原因也就在这里。
可惜历史上既有开明皇帝如唐宗宋祖,也有霸道如秦皇汉武和朱元璋。王道是从来就敌不过霸道的,皇权与官治之争也将贯穿始终,并导致一次又一次的政治体制改革。
但更重要的,还是谁成为统治阶级。
邦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领主,帝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地主。这是最重要的历史分野。但,究竟哪一种地主阶级才最适合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却经过了漫长的实验和探索。
首先登上舞台的是贵族地主阶级,时间在秦汉。这丝毫都不奇怪。毕竟,秦汉是第一帝国,刚刚从邦国时代过渡而来,贵族地主正好充当中介。因此西汉初年,便是皇族与功臣集团共掌朝政,勋贵出身的列侯担任宰相竟成为惯例。
这当然并不符合帝国的本性,于是有刘邦和吕后的兔死狗烹,以及武帝的多次夺权。实际上,汉武帝打破先封侯后拜相的惯例,任命平民出身的公孙弘为丞相,就说明他已经意识到贵族地主不能成为统治阶级。遗憾的是,他们防得了功臣,躲不过外戚,掌握政权的还是贵族地主。
不过,汉武帝毕竟独尊儒术了,读书做官也逐渐成为风气和共识,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群体,即士族或士族地主阶级。这样一来,与皇家平分天下的,便由功臣集团和外戚集团变成了名门望族,并终于形成门阀政治。
门阀是一种半官僚半贵族政治,真正的官僚则应该类似于今天的职业经理人。更重要的是,官僚集团不能与皇权相抗衡,因此他们不能出身高贵。也因此,寒门庶族,即庶族地主阶级才是合适的,门阀制度则不过承前启后。
制度变革的背后,是历史的走向。
现在,贵族地主和士族地主都完成了历史使命,唐宋元明清将是庶族地主的时代,隋唐则是转折的紧要关头。
这就有了两个方面的制度创新。一方面是帝国官员的选拔制度,即科举制,目的是确保庶族地主能够替代士族地主成为统治阶级。另一方面是中央政府的组织制度,即三省六部制,目的是实现皇权政治与官僚政治的和谐与平衡。
如此创新,当然非同小可。
那么,什么是三省六部?
这种制度,又为什么能摆平皇权与官僚?
三省六部
简单地说,三省六部就是隋唐两代的中央政府。其中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则是尚书省下属的六个职能部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这个制度意义重大,其影响既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现在我国中央政府的部门仍然叫部,日本的则仍然叫省。[6]
那么,什么是省?
省的本义是后宫。魏晋隋唐时期,王朝中枢建筑群的最前面(南端)是皇城,有太庙、社稷、官署、衙门。中部为宫城,是皇帝会见群臣之处。最后面(北端)为后宫,是皇帝与后妃的私密空间,非有特旨严禁入内,所以称为禁或禁中。西汉元帝时,为了避皇后之父的名讳,改禁为省,从此禁省通用,或称禁,或称省,或称禁中,或称省中。
显然,省,原本不是政府。
禁省成为政府机构,要拜汉武帝所赐。此人为了从宰相手里夺权,变官僚政治为皇权政治,发明了“一国两府”的政治体制:宫外以宰相为首组成“外朝”,宫内以大司马为魁组成“内朝”,内外共理朝政(详见《汉武的帝国》)。
毫无疑问,这是两套班子。
两套班子是早就有的。汉初,皇帝与宰相分工明确各得其所。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脑。宰相所处为府(相府),机构为曹;皇帝所处为宫(皇宫),机构为尚,分别叫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尚书。很清楚,六尚基本上都是管生活的,与相府之十三曹并不矛盾。
汉武帝却把这个制度破坏了。一方面,他从朝中选调能员担任尚书处理政务;另一方面,任命大司马主持工作参与密谋(西汉叫“领尚书事”,东汉叫“录尚书事”)。结果自然是大司马和尚书的意见变成国策,尚书也由秘书班子变成决策班子,相府反倒由决策机构变成了执行机构。
一国两府由此诞生,尚书的地位也从此改变。
不过,由大司马领导主持“尚书事”并不正规,领录尚书事也不是官衔,以人事代制度更非长远之计。于是,东汉光武帝刘秀便干脆建立尚书台,也叫台阁。从此,尚书不再是宫廷秘书或临时事务,而是正式的国家机关。
尚书事(事务)变成尚书台(机构)以后,一国两府就成了制度。但,一个国家,两个政府,可怎么办公呢?也很简单:宰相保留官职,政务交给台阁。换句话说,三公的相府徒有其名形同虚设,尚书的台阁才是真正的枢机。
因此,到曹魏黄初三年(222),尚书台便移出宫外,正儿八经地成为了中央政府。到西晋或刘宋,它又变成了尚书省。尚书台为什么能改名为尚书省?因为台和阁都是皇家建筑,只不过台在禁省之内,阁在宫城之中,所以台阁又叫台省。改台为省,不过是换了称呼而已。
中书省的来历也差不多。
汉武帝让尚书越权去管朝政,原来由尚书所做收发保管文件的工作,只好派给别人,这就是中书。但是,领导主持“尚书事”的大司马成为实际上的宰相之后,权倾朝野,炙手可热,皇帝又受不了。因此,汉宣帝刘询便效法他曾祖父武帝的办法,用中书去取代尚书,把大司马架空。
这当然是担任大司马的外戚不能接受的。所以到成帝建始四年(前29),他们又把权力夺回尚书台。到曹魏时期,由于尚书台移到宫外,宫内不能没有秘书处,身边不能没有自己人,魏文帝曹丕便将秘书令改称为中书令,把官署设在宫中,叫“中书监”,晋以后叫“中书省”。
结果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