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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惯性发生了转动，偏离了原来平行于车底的位置。尸体的一端从车侧露了出来，这时候正在开车的黑米，余光会从后视镜中看到一个黑影晃动。因为害怕，黑米肯定踩了刹车，这个时候，车辆的轮胎和因为惯性转过来的尸体发生碰撞，尸体因为轮胎的碰撞力重新回位到和车底平行的位置。因为轮胎碰了尸体，所以黑米感觉到了颠簸。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尸体的肩背部有轮胎印但是没有碾轧痕。”
“非常有道理！”大宝说，“确实没有其他可能来科学地解释这一切了。”
“可是尸体为什么会挂到我的车上？”黑米心有余悸。
我低头思索了一下，说：“最大的可能是他在钻你的车底，突然疾病发作死亡了。你一开车，车底就恰巧挂上了死者的腰带。”
“可他为什么要钻我的车？”黑米说，“他会不会是被别人害死的？”
我摇摇头，说：“我们排除了死者是外伤、窒息死亡的可能性，刚才我也接到了毒化实验室的电话，排除了他是中毒死亡。应该不是他杀，而是意外。至于他为什么要钻你车底，我猜会不会是想躲避一些什么？”
黑米环顾四周，说：“以后我再也不把车子停到下面来了。”
“你们地库这不是有监控吗？”我指着墙角的摄像头问黑米。
黑米摇摇头，说：“地库的监控因为招标受质疑的问题，一直都没能通过验收，所以一直还没有开启。很多人都和台领导提意见，说车子被划了也不知道是谁划的。可是台领导也没办法。”
“哦。”我沉吟道，“我们回去吧。你需要休息，我们也需要时间来等待组织病理学做出的结果。”
第四章
法医组织病理学是需要一个烦琐的检验流程的。从解剖取下的人体组织的取材、固定，到脱水、包埋、切片、染色、制片，最后到阅片、诊断，少说也要一星期多的时间。
在这一星期时间里，我天天到组织病理学实验室里催方俊杰干活，甚至把他的头发都逼白了两根。
7月16日，星期一，我早早地跑到了组织病理学实验室。
“我现在看见你就害怕。”方俊杰笑着说，“你真是快把我给逼疯了！昨天我加了一天班，把切片都看完了。”
“什么结果？”我急着问。
方俊杰不慌不忙地说：“从皮肤的病理切片看，没有炎症反应，说明死者的拖擦伤应该是死后损伤，死得透透的之后形成的。”
“这个我基本心里有数了，就是验证一下。”我说，“你就别卖关子了，告诉我，死者是不是潜在性心脏疾病突然发作导致猝死的？”
“啊？”方俊杰说，“你怎么会这样认为？我看了所有的片子，心脏完全正常啊。冠状动脉也不狭窄，心肌也没问题，传导系统也没问题。你等等啊，我再看看片子。”
“没病？”我吃了一惊，“那不是心脏疾病，会不会是其他疾病？”
方俊杰熟练地更换着切片，眼睛没有离开显微镜，说：“心脏肯定是没问题，其他切片看，也没任何问题。这个人很健康。”
“什么？”我叫道，“那他是怎么死的？”
“我怎么知道？”方俊杰说，“又不是我解剖的。”
我说：“可是我们解剖排除了外伤、窒息和中毒致死，现在你又给我排除了疾病致死，那他是怎么死的？”
“听起来有点儿恐怖啊。”方俊杰说，“难道是鬼上身？”
我的脑子有点儿蒙，赶紧拨通了赵其国副局长的电话。
“赵局长，你那边调查有什么进展吗？”我说，“焦林死亡的案子。”
赵局长说：“案子交给交警在办，刑警配合。目前调查，死者是一个企业的高管，但是性格软弱，在家里很受欺负。妻子薛齐有外遇的可能，但是目前还没有找到相关证据。焦林和薛齐关系一直不好，处于分居状态，因为财产官司还没有离婚。7月8日晚上薛齐给焦林打过一个电话，据薛齐说，是她提出离婚，但焦林还是不同意。”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焦林有可能去找薛齐？”我问，“当时薛齐在哪里？”
“薛齐说是在自己买的房子里。”赵局长说，“但我们觉得有问题，因为在地下车库，我们发现了死者焦林的汽车。焦林应该是驾车去广播电台，至于干什么，不得而知。”
我追问道：“那电台里总有监控摄像头吧？有异常情况吗？”
赵局长说：“8日是星期天，薛齐不上班，我们从电梯、楼道的监控摄像头里确实没有看到薛齐、焦林和可疑人员。只有黑米9日凌晨下了电梯，她的节目编导住在台里，也没有下到地库。地库的监控摄像头没有启动，所以下面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你们死因查清了吗？”
我有些哑口无言，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我要重新验尸。”
回到办公室里的时候，办公室里正一片欢腾。
小羽毛回来了。
小羽毛给大家带回来许多北京特产。林涛斜坐在小羽毛的桌边和她亲热地说着话，大宝则躲在办公室的角落里大快朵颐。
小羽毛见我黑着脸走进办公室，说：“怎么，看到我就这么不高兴啊？你看看，我现在戴一杠一星了！我是正式民警了！你不能歧视我！”
我应付道：“啥时候回来的？”
小羽毛说：“其实昨天早上就到了，但是星期日嘛，我就在家赖了一天。”
我拍了拍手，话锋一转，说：“大伙儿听着，上个星期的焦林死亡案，病理方面没有查出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找到死者的死因。现在案件存在诸多疑问，我们必须马上检验尸体！”
欢腾的景象立即收归严肃，林涛和大宝马上开始收拾各自的勘查箱。我打通了韩亮的电话，说：“又迟到！马上到单位，去殡仪馆！”
经过了一星期的冷冻，又没有及时化冻，尸体硬邦邦地躺在解剖台上。
我问赶过来工作的魏法医，说：“胡科长和韩科长呢？不是应该由他们俩负责这个案子吗？”
魏法医点点头，说：“他俩今早就接到指令，去西郊一个现场了。”
“两个科长一起去的？”我问道，“命案吗？”
“不清楚。”魏法医说，“但看他们的脸色，怕是不太乐观。如果是疑难命案，他们会打电话向你求援的。”
我“哦”了一声，默默地穿上了解剖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