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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应了那句“家有千金,手艺防身”的古话。一九八二年,平平与艳珍,花好月圆,鸾凤和鸣。在我们老家丰城一线,有闹洞房,考新娘的习俗。在得知婚期的前一阵子,爸爸妈妈要求艳珍要认真地做些准备。说,你的婆家,可是个大姓大村庄,文武方面可谓是人才济济。我们家没有富丽堂皇可撑门面的嫁奁,可在人品内涵女工等方面不能输给人家。对此,艳珍着实背诵准备了许多谜语、古诗、联句、歌曲之类的文玩意。女工就不用说了,按当时的农村水平,织、缝、补;绣、编、弄;蒸、煮、炒,甚至下田上地,耘禾锄草,种菜播种,持家待客等等,一切都驾轻就熟。后来,据姨妈说,这珍妹鬼仔叽还真是给她长了脸。迎娶那天,人们闹洞房。好逗新娘的那些男女逗脚,总是被珍妹的诺诺大方、出口成章逗得张口结舌,面红耳赤。从而出现尴尬场面。村上的人们当即翘指夸赞:这女子,生在小村庄,堪比大闺秀。
艳珍结婚后,一鼓作气连续生下三胎,每个小孩之间间隔都不足两年。不尽人意的是,三胎均为女孩。
原本,这个世界上的人,除了男人就是女人。应该说,男女都是半边天。可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变革和演化,本来很简单的事,却搞得愈来愈复杂,愈来愈复杂。有时复杂得连大圣人,大伟人,大学者,大哲学家都晕头转向。叽叽喳喳数千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不,就因为三妹连续生了三个女孩,没生男孩,她们家因些许小事,差点闹出人命来。
话还得从头说起。
一九八五年双抢季节,可谓是特忙季节。妹夫平平为了多挣些钱财,下乡做工去了。家里五亩田地的收割、栽种等农活,就全靠妹妹艳珍了。由于农具、家具的短缺,妹妹便到她的婆婆家去拿了件农具,结果被她的小叔子阻拦。由此发生争吵。想不到的是,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小叔子,居然动粗,出手将艳珍打了。从未挨过打、又十分好强的艳珍,不依不饶地对着干。开玩笑,一个看似强壮的小女子,哪是正值风华正茂、二十出头的大小伙的对手。交锋结果可想而知。
次日,我在南昌接到电话,远方传来的,是舍妹艳珍的哭诉。我不由怒从心上起。放下电话便请假,赶上11点多南昌至长沙的火车。车上,我仔细地盘算着,将如何处理这件家庭纠纷。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我冷静了。最后,在我的斡旋下,小叔子当作他们的公社武装部长、大队书记以及他的妈妈我等,认了错,道了歉,并表示,以后再也不敢了。
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让我知道了,封建的残余在文化不很发达的广大农村还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重男轻女的思想尤为严重,官本位的意识同样强烈,人多势众有钱便是爷的低俗做派还有着丰富的市场和广阔的空间。什么礼让,什么积德,什么行善,什么文明,只不过是偶尔挂在某些谦谦君子口头上的美妙词汇罢了。
一九八六年,我被单位指派,领队上年的所谓优秀共/产/党/党/员十人,去往由上海铁路局工程部门创办的浙江岱山县疗养所疗养。期间,我发现整个舟山群岛的佛教事业很是发达。在瞻仰、敬奉过南普陀的观音大士和各位菩萨之后,我突发奇想,请了一尊送子观音,给我的艳珍妹妹供奉。事有凑巧,次年妹妹果真喜得贵子。看看,我这个共/产/党/党/员,居然如此地决断,岂不滑稽。当然,我的这些举动,都是在十分隐秘的情况下做的。现在想来,我呀,是一个典型的不合格的共/产/党/党/员。对此,我深感内疚和羞愧。
眼下,艳珍一家,在他们夫妻的共同努力下,乘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春风,先是在厦门,妹夫平平,凭借一手出色的木工手艺,以工程师的身份在一家外资家具模型玩具加工厂打工,三个女儿初中毕业后和妈妈一起,在福建漳州开了一家理发店,筹集够资金后,妹夫辞去工作,与他老婆在漳州开了一家服装店,倒也轻松快活,三个女儿出家后,儿子当兵退伍,正在筹划美容美眉店。五十出头的夫妻俩,考虑岁月的流逝,关了漳州的店面,杀回老家继续服装生意。日子,过得也是有滋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