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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有人在门外叫道:“朱千户!朱千户!”终于打破了难堪的沉默。

    朱骥应了一声,进来的却是手下校尉袁彬。他简短告道:“指挥使命朱千户立即返回官署。皇帝决定御驾亲征瓦剌,不日便要出发。锦衣卫是天子亲军,理应扈从。从现在开始,所有人都得到官署待命。”

    ***

    [1]明朝军队分为京军(也称京营)和地方军两大类,均隶五军都督府。京军为全国卫军的精锐,平时宿卫京师,战时为征战的主力。洪武初年,京军有四十八卫。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由于京师接近前线,京军数量大大增多,最多时达七十二卫。朱棣还正式成立了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五军营分为中军,左、右掖和左、右哨。军士除来自京师卫军外,又调中都留守司及山东、河南、大宁三都司卫所马步官军轮番到京师宿卫和操练,称为班军。隶属五军营的还有掌随驾马队官军的十二营,掌操练上直叉刀手及京卫步队官军的围子手营,以及幼官舍人殚忠、效义诸营。三千营由三千骑兵组成,分五司,分掌皇帝的旗脐、舆服、兵符金鼓、御用宝物等。神机营,因用兵交阯,得火器法,立营肄习而名,其下亦分中军,左、右掖,左、右哨。中军分设四司,掖、哨各分设三司,掌铳、炮等项火器。隶属该营的还有五千营,掌操演火器及随驾护卫马队官军。三大营各设提督内臣、武臣、掌号头官统领。各军、各司分设坐营官、把总、坐司官、监枪内臣、把司、把牌不一。洪熙时(1425年),命武臣一人总理三大营营政。平时,五军营习营阵,三千营主巡哨,神机营掌火器,战时,三大营均需扈驾随征。此外,还有拱卫皇帝的侍卫亲军,如锦衣卫和金吾、羽林、虎贲、府军等十二卫军,以及隶属御马监的武骧、腾骧、左卫和右卫等四卫营。地方军则包括卫军、边兵和民兵。卫军配置于内地各军事重镇和东南海防要地。边兵是专门防御北方蒙古骑兵的戍守部队,配置在“九边”。民兵是军籍之外用以维持地方治安的武装,由官府检点,内地称民壮、义勇或弓兵、机兵、快手,西北边地称土兵。

    [2]河西走廊:今甘肃。河西、陇西以北: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至宁夏北部一带。

    [3]据说拓跋诘汾率兵在山泽中打猎时,忽看到有衣蔽的车辆从天而降,侍从们前呼后拥着一位美丽的妇人。拓跋诘汾很是惊奇,上前询问。妇人回答说:“我是天女,受命前来与您成婚。”于是二人一同就寝。次日清晨,天女请求返回,又告道:“明年一周年时,再在这个地方相会。”随后急速离去。过了一年,拓跋诘汾回到先前打猎的地方,果然又同天女相见。天女将所生的男孩儿交给拓跋诘汾说:“这是您的儿子,望善加哺育照料,子孙相传,会世世代代做帝王。”说完后就决然离去。天女所生之子即为拓跋力微。时人有谣谚道:“诘汾皇帝没有妇家,力微皇帝没有舅家。”

    [4]自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以来,世界各国及各少数民族到长安来朝贡的使节众多,唐朝将这些人通称为胡人。在长安的大街上,经常能见到各种服装离奇的胡人。“四方来朝”,便是唐朝国力鼎盛的最好证明。贞观三年(629年),中书侍郎颜师古请唐太宗命画师作“王会图”,以纪念朝贡的盛况。其中,规模最宏大的是日本的“遣唐使”。日本仰慕唐朝经济、文化的繁荣,把中国作为学习的榜样,不断派出大批人员到中国学习,这些人就称作“遣唐使”。起先,每次还只遣派三五百人,后来每次均多达两千人。除了正、副使外,还有大批留学生和“学问僧”。终唐一世,日本一共派出遣唐使十九次。遣唐使到达长安,常常得到唐朝皇帝的亲自接见,宫廷画师还会为重要的大使画像纪念。随使团前来的留学生大多到唐朝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然后又可以在中国政府机构工作。来学习的日本僧人,也都被派往名山大寺拜师求教。他们成了中国文化的热心传播者,其中有些人员,在中国一住就是几十年。遣唐使船队回日本时,唐朝政府也经常任命中国使节陪同前往,进行回访。遣唐使团不仅带回大量的中国文物、书籍和五金百货,也使中国的文学、宗教、典章制度等在日本“生根发芽”。日本仿照唐朝的法令制度,至今在日本历史中仍称“委令政治”。唐朝的均田制,在日本则为“班田”。日本的奈良和京都,完全是仿照长安的设计兴建,只是规模远远不及。长安有朱雀大街,奈良和京都的南北驰道也称“朱雀大路”。

    [5]吉野:今日本奈良。

    [6]日本确实有这种传说,且有相关著作。据称此说最早生于江户时代(1603—1867年,是德川幕府统治日本的年代)。当时有一谣传绘形绘影,声称在乾隆帝的御文中曾出现“祖传朕之先祖本姓‘源’,讳‘义经’,世出‘清和’,故国号‘清’”一语,并说在《金史别本》(此为日本人伪作)中记载12世纪金朝盛世时有一名为“源义经”的大将。原传说由曾旅日的德国医生菲利普·弗兰兹·冯·西博尔德(philippfranzvonsiebold)记载于其著作《日本》中,后来在伦敦留学的日本学生末松谦澄以其为蓝本发表了毕业论文《义经再兴记》。到了明治时代,日本积极维新洋化,向海外扩张帝国疆域,特别是物产丰饶的满洲更是其眼前明珠,在这种背景下,上述传说进一步演化而为“成吉思汗说”。大正年间,学者小谷部全一郎(曾留学美国哈佛、耶鲁大学并取得博士学位,后来成为牧师,人称“爱努族救世主”)在北海道致力于解决原住民爱努人相关问题,是听闻了爱努人所信仰的神祇“”即为源义经的说法,引起了他的好奇。为了调查传说的真相,小谷部搜集了许多资料,其中也包括了源义经西行蒙古之说。于是他前往满洲、蒙古实地调查,在1924年出版了《成吉思汗就是源义经》(成吉思汗源義經也)一书。该书由于正符合当时帝国主义的扩张思潮而成为畅销书,成吉思汗说也迅速广为人知。书中所提出的推论依据主要有二:“源义经”的日式音读“”很像“成吉思”汗的日式音读“”。蒙古部族的徽章神似源氏家纹“笹竜胆”(现为日本镰仓市市徽)。

    [7]镰仓幕府源氏实出于清河源氏。日本弘仁五年(814年)五月八日,五十二代嵯峨天皇因财政困难的原因,第一次下诏赐四位皇子和四位皇女以源氏之姓氏。之后又陆续有十三名皇子和十一名皇女被赐以源姓,这就是日本源氏最初的由来。此后,日本历史上先后共有二十一位天皇赐过源姓。然而二十一位源氏中,最为显赫的便是清和源氏。他是56代清和天皇赐予其孙源经基的。一般谈论日本武将时,提到平、源二氏就是专指清和源氏与桓武平氏,因为他们均是日本历史上的朝权重族,对日本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8]此案据真人真事改编,据《明英宗实录》卷四十九:“正统九年(1444年)正月丁卯,礼科都给事中胡清等奏:因迩者(近来),累赐海西野人女直等宴,光禄寺官员怠惰偷闲,不行亲督监视,以致夷人乘隙盗去碗、碟等器五百八十三件,略不知觉,今被通事(翻译)赵兴顺等缉出送官。”景德镇及中国瓷器故事参见同系列小说《青花瓷》。

    [9]香山木工:又称香山帮,中国建筑史上以苏州香山地区工匠为主形成的匠帮,拥有自身独特的营造技术和文化传统,是江南地区最具有代表性的匠帮之一,在明代声名显赫,曾有“江南木工巧匠皆出于香山”的说法。由于蒯祥是皇家总建筑师,营造了北京紫禁城、三大殿、长陵、献陵、裕陵,北京西苑殿宇(今北海、中海、南海)、隆福寺等著名建筑,更于景泰七年(1456年)任工部左侍郎,而且成为有史以来官阶最高的工匠,其声名成就对香山帮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被奉为香山帮的精神领袖。2006年,“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被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明代时,苏州与杭州并为东南最大城市,但苏州园林鼎盛,远胜杭州。据明《苏州府志》:“东南寺观之盛,莫盛于吴郡(苏州)。栋宇森严,绘画藻丽,是以壮观城邑。”又据明人陆容《菽园杂记》:“江南名郡,苏杭并称。然苏城及各县富家多有亭馆花木之胜,今杭城无之,是杭俗之俭朴愈于苏也。”正因为如此,才出现香山帮这样出类拔萃的工匠群体。

    [10]工部营缮司下又设五小厂,其中营缮所为木工,文思院为丝工,官职有营缮所丞(正九品)、文思院大使(正九品)等。中国古代建筑大多是木结构,其关键在于主柱和横梁之间的合理组合以及榫铆技术的应用,因而木工是建筑的关键。蒯祥所任营缮所丞名义上只是木工院的首领,但实际上相当于紫禁城的总设计师兼工程师,但由于科技与工艺在古代中国不受重视,品秩很低,仅为正九品。

    [11]塌店:又称塌房、塌坊,多由官店控制,由朝廷出面修造并组织招商,专门用于货物流通集散。如此,保障货物流通(即今下十分火热的物流)的同时,又能有效管理客商,征收一定赋税。

    [12]南海子:今北京大兴。原为永定河故道,河湖相连,曾是北京最大湿地。明、清时期,这里是皇家猎苑,放养了大批珍稀动物,其中就包括“四不像”——麋鹿。清朝末年,最后一批麋鹿从这里被运到英国,开始在异国他乡繁衍生息,而中国的麋鹿就此绝迹。

    [13]有趣的是,陈镒并不是昏官贪官,他以正直清廉著称,在民间享有盛名。陕西曾经大饥,军民万余人一起上书说:“愿得陈公(指陈镒)活我。”监司将此上报皇帝,于是派陈镒镇陕,先后达十余年,“陕人戴之若父母”。因为陈镒长着一把美髯,陕西军民称呼他为“胡子爷爷”。陈镒亦精通官场权术。王振不可一世时,陈镒为逢迎王振,每次王振到来,都跪在门口迎接。陈镒审理塌店案时,公然袒护司礼监宦官金英,还因此被刑科给事中林聪弹劾入狱,但不久又官复原职。

    [14]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时,嗜好微服出行,且只带极少数侍卫。宣德六年(1431年)七月某日,漏下十二刻(晚上8点。漏刻是以壶盛水,利用水均衡滴漏原理,观测壶中刻箭上显示的数据来计算时间。古人把一昼夜分为100刻,实算96刻,每刻15分钟),朱瞻基率四骏至大学士杨士奇宅。杨士奇仓皇出迎,顿首道:“陛下何以宗庙社稷稷身自轻?”朱瞻基道:“欲与卿一言而来。”次日,朱瞻基还特意遣中官问杨士奇:“微行有何不可?”杨士奇答道:“陛下尊居九重,岂能遍洽幽隐!万一冤夫怨卒,窥间窃发,诚不可不虑。”十余天后,官府捕获二盗,经审讯得知其有异谋。朱瞻基这才信服,召杨士奇道:“今知卿爱朕。”

    [15]鸱(chi)吻:俗名龙吻兽,相传是龙王之子。所谓龙生九子,鸱吻为其中之一。形状像四脚蛇剪去了尾巴,好在险要处东张西望,也喜欢吞火。相传汉武帝建柏梁殿时,有人上书称鸱吻是水精,喷浪降雨,可以防火,建议置于房顶上以避火灾。汉武帝便塑其形象在殿角、殿脊、屋顶之上。遂成传统。

    第四章秋雨边关

    浙江钱塘之潮,天下之伟观。海浪铺天盖地而来,吞天沃日,势极雄豪。弄潮儿手持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那是他心底深处最爱的一幕。他虽不善泅水,却常常幻想自己也是一名弄潮儿,凭借娴熟的水性,搏立于惊涛骇浪之中,掌握着命运之舟。

    朦胧淡月带疏星,喔喔残鸡报五更。

    灯火一攒开野店,鼓笳三叠启严城。

    霜凝峻阪鸣驺缓,晓起疏林宿鸟惊。

    风透重裘寒不耐,邮亭驻节候天明。

    ——于谦《晓行》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初三,明宣宗朱瞻基逝世。太子朱祁镇时年九岁,无力主持朝政。部分朝臣及明宣宗生母张太后欲立宣宗同母弟襄王朱瞻墡为帝,然遭到内阁大学士三杨反对。经过三杨一番努力,终于排除异议,使得太子朱祁镇于正月十日登上大宝之位,即为明英宗,年号“正统”。

    朱祁镇后来懂事,从宦官王振口中得知真相,深怨祖母太皇太后张氏,遂全心全意依赖王先生。王振敢放手干预朝政,与太皇太后及朝中重臣作对,即是因背后有皇帝的倾力支持。

    除此之外,朱祁镇对三杨亦很感激。后来王振与五辅臣争权,敢廷杖英国公张辅,却不敢对三杨下毒手,即是此因。王振欲独揽大权时,亦利用个人过失排挤打压三杨,如杨荣受贿、杨士奇长子杀人等,但均为朱祁镇庇护,三杨终得善终。

    朱祁镇即位之日,距离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已整整六十七个年头。朱元璋以猛治国三十年,其继承者建文帝朱允炆性格仁厚,本可以做个出色的守成之君,偏偏又有明成祖朱棣起兵“靖难”,夺取皇位,导致内战纷起,持续长达四年之久。

    朱棣一死,大明开创奠基的时代就此结束,于是,守成之世落到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的头上。父子二人均采取了全面收缩的无为之政,任用贤良,轻刑薄役,核查冤狱。

    只是到了此时,太祖、成祖两朝繁荣强盛、声威远播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虽然号称“仁宣致治”“海内富庶,朝野清晏”“用人行政,善不胜书”,其实已经是吏治败坏,弊病滋生,危机开始逐渐显露。尤其是蒙古瓦剌的日益强大,对明朝北部边防构成了严重威胁。

    到了明英宗朱祁镇手中,前几朝留下的后遗症日益突出。从正统初年开始,接连发生了农民起义,如浙江山区的叶宗留领导的矿徒起义,福建的邓茂七起义,广东的黄萧养起义,广西大藤峡瑶壮人民起义和荆襄地区的流民起义,等等。发展中的大明王朝遭遇了严重的挑战和威胁,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

    如果朱祁镇像其祖父、父亲一样,做个中规中矩的守成之君,那么大明内忧外患的局面会有所缓和。偏偏皇帝打破了“禁止宦官干政”之铁令,宠幸大宦官王振,任其胡乱干涉朝政。

    这虽然破坏了开国皇帝朱元璋制定的祖制,但在历史上倒也不乏先例,幼主即位,大权往往旁落。然皇帝渐渐长大后,便有夺回大权的愿望。只是皇帝处于深宫之中,身边只有宫女太监,于是宦官便作为皇帝的亲信势力登上历史舞台,充当夺权的工具。除此之外,王振还是英宗皇帝的启蒙老师,关系更是非同一般。于是自朱祁镇稍稍懂事起,王振便以极为强势的姿态出现在大明朝堂,无人能与其争锋。

    但正统一朝最重大、最关键的事件,并不是王振干政,亦不是紫禁城三大殿的重建,而是明英宗朱祁镇亲征。

    朱祁镇的成长经历与前几朝皇帝都有所不同。明太祖朱元璋原本是一个穷苦的放牛娃,在群雄并起的乱世脱颖而出,经历了一系列的磨砺和斗争,逐个击溃起义军政权,最后才当上皇帝。这其中的艰辛自然不用多说。正因为如此,朱元璋对权力格外珍视,甚至废除了中国传统的宰相制,将中央大权尽收己有。由于事务繁剧,事必躬亲,皇帝日夜操劳不已。他曾感叹道:“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先起。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一丈犹拥被。”

    尽管如此,朱元璋仍然不愿意放权。由于朝无重臣,至后世,大权遂入于阉宦之手。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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