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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句，可偏偏顾惟谦是个痴情种，他不玩彩旗飘那一套，也不要你红旗不倒。”
简仲逍当时人在北京，一个台湾人故意学北京人卷舌，讲话实在是难听。
他就差把莫文蔚那首《他不爱你》唱出来了。
我不屑一顾地对他讲，“我算什么红旗？我是桅杆上点缀旗帜的花环才对。”
“真是伶牙俐齿……”简仲逍被我别具一格的自嘲逗乐，遂偃旗息鼓，“也对，你出生时的护照都不是红色的。”
我拿两本护照，出生时拿的是蓝色的，后来又多了个红本。倒不是父母有意为之，而是我当时意外早产出生在一个属地原则的中南美洲小国，出生即拥有当地国籍，我父母还有工作，不可能把我独自留在那里受教育。拥有双本对我这种在多元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小孩来说，最大的便利就是可以常年在外撒野，不用受限于任何一种教育体制。
过去总有些“跃层名流”或是常家旁支要打听我的国籍，我父亲一律用“Buleoftaxhaven”（避税港蓝）敷衍过去。
相比之下，我的丈夫顾惟谦倒是简单，他拿香港护照，在英美读书，如今的常居地是台湾岛。
我们的婚房也是在台湾。因困意而略显模糊的视线里，窗外闪烁的霓虹提醒我，眼下我们所处的是台中七期商圈，而不是台北僻静的阳明山。
阳明山有公婆和惟谦的祖父母同住，我和惟谦的作息一致性很高。搬来台中这半年，他应酬繁多，我工作之余除了偶尔去跟朋友茶歇美容，便是请司机载我去裕毛屋采购，经过秋红谷时，偶尔看到青春涌动的气息扑面而来，也会下车去散散步，夹在学生面孔中静看夕阳来了又去。
一个人的时间总是无聊乏味居多，两个人的时间在上下班的车水马龙里交错，难能可贵。
惟谦从不要求我做料理，我却甘愿扮演贤妻角色，不管他是否在家，一天之中至少有一顿饭由我来煮。或许也跟是否贤惠无关，我单纯是喜欢做饭带来的成就感。
哪怕他一日三餐都不在家，我也照样喜欢做饭给自己吃。
想的事情越来越多，思绪拉得越来越远，惟谦却是一贯沉默到底。
我手捂着嘴打了个哈欠，想起明天还约了乔小柿写笔录，耐心难免殆尽。
我的好朋友乔小柿是个在德国长大的中德混血，在身份认同感这点上，乔小柿倒是和我大相径庭，她在一个非属地原则的石油国家出生后，就被她妈妈带回德国了，她从内到外都是个道地的德国人。初高中时乔小柿随妈妈去了内地，她脑袋聪明念书念得很好，中文写作拿过年级第一，还会用古汉语创作，但她回德国后，家里除了她祖父没人会说普通话，有阵子她的中文已经退步到不会讲“语气助词”，用“口气助词”和我聊了半天我才领会到用意。
苦于环境落差，乔小柿就开始写中文小说。她说她写东西不求上进，只求流畅，倒也渐渐有了些收获。
请她帮我写笔录是因为有天我跟她提到祖父最后一次去故居檇李常宅后，就开始提笔写自己一生的回忆录。从一百多年前他的祖父还在清代为官写起，写了厚厚一本。
乔小柿便说为何要到行将就木前才写？若是早些时日提笔，还能多写几册。我拍手称好，无奈遣词造句功底不佳，便请她帮我写份笔录，就叫《晚舫斋笔录》。
小柿在网上搜完是否有同名后说不妥，已经有《XX斋笔录》了，字数相撞太多，就改成了《晚舫斋手札》。
这便是起因了。
有些事易寻因，难有果。有些事却是已有果，难寻因。
我找了块薄毯给惟谦，俯身凑近他时，才发现他没有戴助听器。
“顾惟谦，”我知道他听不见，却还是说出口了，“就离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