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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种领域。深圳要进一步加强海洋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拓展海洋资源利用范围和深度，实现海洋资源集约化利用，丰富海洋产业内涵，延长海洋产业链。努力加强海洋保健食品的开发和生产，引进和培养国际市场上需求量较大的海洋植物，开发大众消费性食品和保健品。进一步深化与香港在海洋开发技术方面的合作，建设海洋科技创新体系。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企业，建立国家级和省级重点涉海实验室、中试基地以及企业博士后工作站，整合海洋科技资源，建立科技攻关、成果转化和技术交流平台，增强海洋科技创新能力。通过存量调整和高端产业要素引入，优化海洋产业的结构和布局，逐步实现我市海洋产业由资源依托为主向科技和服务依托为主转变，提高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始终抓住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为城市赢得更足的底气。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我们建议的无论是产业跟随战略，还是培育新的绿色经济增长点，我们无不强调这些产业领域的先进制造环节，这是深圳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根据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的经验，这些城市的制造业就业比重始终保持在20％左右，而反观金融危机中经济一落千丈的迪拜，我们就更应支持这一观点。两座同为30岁的城市，深圳以制造业为基础，城市建设没有迪拜那么现代，也没有那么多大手笔，甚至还因城中村而显得乱，所建的制造业工厂更比不上迪拜高楼别墅的气派。迪拜不但有全球第一家七星级酒店，城市建设气派漂亮，且金融、旅游、房地产等现代服务业也一度成为深圳的学习榜样。但在全球金融危机面前，两座城市的命运却判若两然，深圳成功地抗拒了风险，而迪拜却发生楼崩危机。究其根，迪拜越过了制造业，直接发展起金融、旅游、贸易等现代服务业，其根基不牢、底气不足。通过这种比较，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审视制造业对城市发展的价值，重新看待制造业转移、转型、提升这些和做法。
深圳应始终抓住现代制造业的发展，因为金融、设计、物流、旅游、房地产等现代服务业的产生与成长离不开制造业。深圳的金融中心不是靠政策争来的，而是因为有制造业，有制造业带来的企业、客户和业务，金融活动才扎根于此。据此，对于当前乃至更长时间内的深圳来说，无论我们怎样强调制造业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当然，在制造业的发展模式上应注重以高端化为方向的产业结构升级，除大力发展新能源、生物技术和海洋产业的制造环节外，对现有制造业企业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差异化策略，可采取转移扩散一批，就地升级一批，新发展一批的方法，在确保深圳控制关键环节的前提下，跳出深圳，面向珠三角和泛珠三角地区建立产业链，形成强大的产业集群。
三、适时总结大部制机构改革的经验得失，继续推进深圳行政体制改革
作为全市推进综合配套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今年8-10月，深圳进行了建市以来的第八次政府机构改革，按大部制的改革思路，全市政府工作部门从46个减少到31个，精简幅度达1/3，建立了以委、局、办为架构的决策、执行、监督三种权力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政府运行机制。这次机构改革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市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由于力度大，改革引起了全国的关注，成为近期各大论坛的热门话题之一。时至今日，深圳改革已历经约半年，改革后政府运作效果如何呢？如果政府职能没有根本转变、行政效率和水平并没有明显提高、行政成本并没有大幅降低，这样的改革能是广大民众满怀期待的吗？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审视和总结深圳大部制机构改革的实际效果，为继续深入推进我市行政体制改革作出有益探索。
（一）从西方新自由主义政府改革中吸取经验，谨防片面追求小政府的行政改革。自20世纪80年代起，英国撒切尔政府与美国里根政府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了让国家回退和使政府缩水的改革，这一改革虽然以追求抽象的公共利益为名，但在事实上仅是一句空口号，不仅严重削弱了政府的功能，同时也损害了大众的福祉与保障，降低了社会的稳定性与凝聚力，为后期的政府留下了沉重的包袱。新自由主义改革曾一度成为西方最火热的改革论题，许多国家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变革都以限制、消除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建立小政府为目的。并且，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形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将新自由主义改革贩卖到更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然而，近30年过去了，经对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这些国家在教育、科研、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基础性社会公益类事业领域，没有出现去公共化现象，相反却是逐年增加。此外，经济与社会生活对政府监管职能的需求上升，这些国家的政府监管持续扩张，这种扩张不仅体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保持公平竞争所必需的经济监管，更重要的则来自于维护消费安全、医药卫生安全、食品安全、环境安全以及对重大自然灾害的预防等涉及社会公共安全的监管需要。这些都使西方国家的政府规模并没出现缩水，反而逐年扩大。这种扩大的背后，隐含着因适应社会民生福祉的需求，多数国家增加了社会保障性事业的投入；因适应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变化，多数国家增强了对社会型监管力量的建设。以香港为例，自xx年开始港府就持续削减公务员队伍，但xx年以来又重新开始增加编制员额，就是因为为市民提供的公共服务增加了，人手随之增加。这些新潮流提醒我们，应当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对待小政府取向的改革:政府规模缩水不是关键，关键是政府在做什么；形式不是关键，关键是政府的实效如何；人事开支减少不是关键，关键是为民办事的开支是否增加。
就深圳的改革实践来看，机构精简了、人员减少了，但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客观地看待我市政府治理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合理要求，实事求是地对待政府规模的发展，如果无视巨大的人口规模所产生的公共服务增量需求，仅仅拘泥于一个小政府的构想，这无异于在政府治理方面的刻舟求剑。像深圳这样有着巨大的城中村及外来人口的城市，政府要承担的公共事务和社会监管任务非常繁重，行政体制改革不能一味追求小政府模式，否则，会出现政府职能缺位问题。同时，政府规模是大是小，还取决于社会组织和第三方机构的成长发育情况。通过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而共同治理城市，是压缩政府规模、提高政府效率、约束政府权力的根本之道。政府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在成熟的第三方组织没有发育成熟时，不能贸然全推给社会，否则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市的ngo组织与行业协会发育虽快，但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还不相匹配，难以对市场进行有效的监督，许多事务最终还需政府来解决。因此，我市在推动政府机构放权让利、减少审批的同时，要加大培育市场组织、社会第三方等机构，创造条件使其快速健康成长，并充分发挥其作用，为进一步推进我市行政体制改革营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
（二）完善政府公共服务功能，推动社会公共资源优化配置。公共服务型政府以社会公众为服务对象，以多元参与为服务形式，以合作协调为服务基础，以满足公共需求为服务导向，强调人本性、公益性和契约性。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我市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各级政府应将满足公众的需求和市民的民生福祉作为服务工作的逻辑起点，实现政府履约的承诺与目标，以解决我市目前公共服务发展滞后、总量供应不足、公共投入短缺、分配不平衡等突出问题。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以公民为本、服务公众的理念，并把这种理念体现到制度设计上，体现到政府管理中。用竞争的机制打破政府对公共服务的垄断，建立政府、公民、社会中介和市场主体共同治理的多元化治理模式，在公共服务过程中，委托代理、中介行为、自愿者参与、社区群体活动等均可广泛介入，促使政府降低服务成本、改革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效率、增强服务能力，用企业家的精神塑造政府。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公共事业改革要按照不同领域的性质和特征确定基本的政策原则、筹资机制以及政府和市场的分工，论证每一项政策工具的理论基础、使用条件，因地制宜，避免走泛市场化的道路。此外，我市公共事业的发展还要回应全市社会领域的巨大监管需求，加强政府对社会生活和公共安全的监督力度和执法力度，提高政府行政效能，
（三）加强制度设计，强化政府自身管理，防范权力风险。制度设计的理性标志之一，就是风险的预见和防备措施的配置。但长期以来，我们的政策对干部做什么规定的比较多，对行政官员的职权和职责规范较为明确；怎么做规定得比较少，对行政行为的步骤、方式规范较为模糊，行政官员的自由裁量度极大，客观上使政府官员有了更多不作为和乱作为的空间。对此，一方面要健全行政运作程序，在出台制度时，不仅要规定工作内容，还要规定工作程序、时限、地点、方式和具体要求，最好将有关规定量化，以更便于操作和监督。另一方面要强化行政行为责任，对行政不作为、乱作为进行追究，对不遵守规定流程的行为主体进行处理。
在防范权力风险方面，我们要审视大部制改革的横向集权，加强监管，防范横向集权风险。大部制改革以行政层级横向集权为特征，原来由几个相关部门管理的事情，集中到一个机构，原有部门间的竞争、监督和制约关系不复存在。部门职能所系的社会福利被高度集中到一个机构，一旦出现机构的决策失误和执行失职，社会福利的损失也将高于过去一个部门能够造成的损失，存在横向集权风险。防范这种风险，需要我们建立和实行新的权力运行机制。一方面，要在大部门体制建立以后，建立决策、执行和监督诸种权力合理搭配的运行机制，确立大部门机构与本级政府和同级其他部门的正确关系，尤其是监督权的独立设置和有效运用。另一方面，针对大部门机构的首长权力过于集中，在决策上要引入新的机制和程序，避免决策过于集中；在目前行政首长负责制不变的情况下，应当系统考虑谁能负责、向谁负责和负责的程序问题。例如应当有大部门机构首长的能力评估程序机制，增强相关信息的对称性，从而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
四、加快聚集深圳城市规划建设中的后现代优势
后现代理念源自后现代主义，发端于上世纪60年代法语思想界，并于70～80年代盛行西方社会，是迄今为止对当今世界各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影响最为深刻的文化和发展思潮。这一思潮的激荡和洗礼，促使当今世界特别是欧美国家开始积极反思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种种弊端和深刻矛盾，并努力提出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解决方案，促使西方社会开始由现代向后现代的全面转型。
在现代化的发展路径上，中国与西方有着根本区别。中国的现代化具有外生、后发的特点，而且在现代化发展还不充分时，不仅遭遇了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的共存，还要应对西方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发展数百年历程中所遭遇的一系列深刻矛盾和问题。面对长期被西方世界垄断的现代化神话，正在向现代化进程迈进的中国必须从现代和后现代的夹缝中开辟属于自己的道路。深圳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城市的现代化发展较为充分，在合理利用后现代发展理念、避免走西方城市现代化弯路方面，比较早地遇到现代化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比较早地占据了化解矛盾、克服困难、先行先试的竞争优势。
借鉴后现代发展理念谋划区域和城市发展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引进后现代主义中先进的、建设性的思想资源，用以引导城市产业升级、城市规划、社会治理和城市人文精神建设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建设。本文仅就城市规划建设方面，讨论如何借鉴后现代多元资源观、多中心、个性化的理念，来破解现代城市规划的弊端，引导城市发展。
（一）进一步审视现代和后现代规划理念。现代城市规划的思维模式是因果关系的直线型思维，体现了封闭的、终极式、决定论的理论思维特点和单一化、标准化、机械化的城市规划特点。城市布局一般围绕中心区域展开，城区和郊区区划明显，商业区、居住区、工业区和城市公共设施按功能整齐划一，主要的街区、街道统一规划，形成了单中心、集中化的城市空间布局，容易导致城市容量受限，功能过分集中和城市自我调适能力低等现代城市病。而后现代理论认为城市是一个由多元空间、多元关系网络组成的多要素复合空间，强调个性、多样性、多选择性、复杂性、非标准性等特征，体现在城市规划上就是否定中心，强调边缘；否定规则，强调不规则；否定同质，强调差异，形成多中心的和低密度扩展的分布模式。城市各中心寻求在就业、住宅和人口之间的平衡，而不是单一的工业城市，它强调既有工业，又有办公楼、事务所和其他公共设施，情报、通讯、行政管理、文化、商业、卫生、教育和娱乐合理分布，各中心居民享有工作、生活和文化娱乐等方面的便捷，从而能有效地承担城市功能，缓解原有中心城区的功能压力。
（二）以后现代多元资源观创新城市规划。在信息经济时代，城市规划要突破传统工业经济的资源观，用信息经济的新资源观来规划城市的发展。地理空间和自然资源只是工业经济时代城市发展的主要资源，在信息经济时代则已不再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瓶颈。而管理资源、技术资源、知识资源、制度资源等无形资源，是一些更动态、更宽泛、多维度、立体化的资源，已成为当今城市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当今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八大城市（东京、纽约、首尔、洛杉矶、大阪、香港、芝加哥、多伦多）的发展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最有力的佐证。而这8个城市只有东京的面积与深圳差不多，其余7个都比深圳小，其它自然资源方面，条件也不比深圳强，但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最富有的城市之一，也都是深圳追赶的榜样城市。这些城市集约式、可持续发展、积极拓展无形资源的城市规划理念，也给深圳新一轮城市规划带来了新思维。深圳要进一步拓展规划领域，丰富规划内容，除空间资源外，更要把技术、知识、管理、制度、文化、生态等无形资源包括在内，以复合规划取代单一规划，实现内容规划和空间规划的统一。通过复合规划，有效地综合平衡资源分布，明确资源配置原则和方向，采取统一行动，保障公共利益，保障各类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三）形成多中心、多新城的城市规划格局。后现代主义强调个性、反中心主义或去中心观点，在城市规划布局上主张采取多中心、分散化的总体布局。多年来，深圳在城市规划和建设走在全国的前列，但遵循的主要还是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理念，城市沿中心向四周扩散，城区和郊区区分明显，特区内外差异巨大，商业区、居住区、工业区和城市公共设施按功能整齐划一，形成了单中心、集中化的城市空间布局，城市功能集聚在小范围区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城市交通拥挤、环境恶化和城市扩容量受限等现代城市弊病，也带来了城市房价的非均衡化攀升。国内其他城市，如重庆，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采用多中心、组团式的城市规划理念，如今形成了由主城环线以内6个中心、环线以外5个中心和16大组团组成，各中心的行政、文化、商业、通讯、卫生、教育和娱乐等进行合理分布，有效缓地解了城市中心的压力，在近年国内各大城市房价飙升时，重庆市房价相对平稳，与这种城市规划理念不无关系。
实际上，根据呈带状分布的城市地理特征，深圳更适合后现代城市规划理念的多中心、组团式的城市规划布局。在xx年深圳市城市规划修编中，就明确了深圳多中心组团的城市布局，形成了由11个功能组团构成的市域组团式空间结构。自xx年至今，市委、市政府先后设立了光明新区、坪山新区，将其相对独立出来，形成深圳西部、东部的两个新中心。这种多中心的布局是城市集中与分散的有机统一，它将特大城市分解为一系列较为独立、功能完善的组团，有效地缓解了城市规模扩张后对城市中心的压力，减少了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城市病。这种城市结构顺应了深圳城市发展的自然条件和空间特征，既保持了特大城市的规模优势，又通过城市形态的布局创新，产生良好的分工效应，使城市区域实现专业化发展的同时，又能在功能上互补，增强城市整体的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达到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效果。
五、痛下血本把深圳治安打造成为城市民生的第一产品
深圳经过近30年的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治安问题始终是压在深圳头上一片挥之不去的阴云。对每一个初到深圳的人，几乎所有亲友都要千叮咛万嘱咐，上街不要带太多东西，要提高警惕，看好自己的财物，以至于一提起深圳，大家的普遍感觉就是治安不好。特别是近期几起学生被绑架案的发生，进一步挑战了市民对深圳治安的容忍底线。毫不夸张地说，治安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深圳城市品质、迈向国际化城市行列的阿喀琉斯之蹱。在深圳讲民生，第一位的民生就应该是治安，最核心的是老百姓的安全感；政府的公共服务产品，第一产品就应该是社会治安，当然，社保、教育、医疗、交通、住房、就业等也很重要，但当务之急是治安。因此，政府要把治安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重中之重来加以谋划，痛下决心，加大投入，争取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打个翻身仗，把治安打造成深圳一个闪亮的民生品牌。
（一）深化社会治安管理体制改革。社会治安问题是整个社会消极因素的综合体现。搞好社会治安不可能仅仅依靠公安一个部门的力量来实施末端治理。政府要有一个对整个社会问题的综合考量，建立对社会系统的适时调校机制，整合、调动社会各层级、各方面资源来共同参与社会管理，形成群防群治的长效机制。从欧美及日本、新加坡的经验来看，这些先进地区很好地把各种社会力量特别是社区层面的管理力量集合起来，形成了对社会单元的综合管控。深圳近几年在综合管理方面作了很多探索，也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财力，但群防群治的威力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基层基础不够牢固，这说明运转机制上还存在诸多问题，应深刻反思，加大改革力度。特别是要利用好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个尚方宝剑，借鉴国际先进地区特别是日本、新加坡的有效经验，把治安管理体制改革作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全力推进，从根本上扭转当前这种高投入、低效益的局面。
（二）继续探索与深圳人口结构相适应的人口管理机制。深圳是一个人口结构严重倒挂的城市，这是深圳治安问题一直难以得到有效解决的一个客观原因。但这就是深圳这个城市的特点，全国其他地方也没有，不应成为深圳治安管不好的理由。关键还是要从深圳自身特点出发，进一步探索适合自身的人口管理机制，提高流动人口的管理水平，实施源头治理。
（三）建立完善打击违法犯罪的长效机制。近年来，公安部门在打击犯罪方面连续开展了系列专项行动，取得了显著效果。但这只能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从社会管理的长远发展来看，关键还是要建立完善打击违法犯罪的长效机制，形成对违法犯罪的高压打击态势。特别是要提高路面见警率。这本来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在深圳恰恰是老百姓意见最多的问题，特别是在关外，路面布警率低，群众报案出警迟，群众意见很大。反观特区内，路面布警密度较大，治安相对也好很多。而且，经过多年的努力，社会各个单元包括社区、出租屋、企事业单位等的管理已有相对完善的机制，路面的抢、盗、绑架等犯罪问题就更显突出。因此，政府要在警力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想方设法解决好社会面的布警问题，提高对社会面的威慑力。
（四）提高公安执法的力度和水平。搞好社会治安归根到底还是要靠公安队伍来执行。目前，群众意见较多的就是有一些公安人员责任心不强、出警不快、方法不活、态度不好等等，公安部门应从内部找原因，想办法提高队伍的士气和执法水平，把公安队伍打造成深圳城市的坚强卫士。特别是责任心问题、态度问题，反映的是一支队伍的综合素质，如果公安人员自己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仅治安搞不好，可能还会引起更深的警民对立，近年来这样的例子在全国范围内并不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