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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骁飞和容蓉结婚之后,容蓉也参加了宋骁飞领导下的文化革新六人小组,这小组的六个成员还包括鲁迅、梁启超、严复和辜鸿铭。辜鸿铭也是宋骁飞钦点的。

    那天,宋骁飞在总统府的圆桌会议室主持六人会议,说:“我常常在想,中国将要往何处去?而文化革新,到底要改变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先搞清楚文明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文明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把‘活着’作为人类最终价值不太确切。人吃饱了饭,就会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如果说人和其他动植物有些不同的地方,最重要的就是人在活着之外,找到了若干价值标准,即所谓的真善美。分辨美丑、善恶、真伪,这就是一国文明的价值。所以中国要走向现代,要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强大的工业国,没有相适应的文化是不行的,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华文明往何处去的问题。”

    容蓉点点头,说:“我也这么想的。人是生物中惟一能自杀的种类,说明人异于禽兽。人类主观上,有比生存更重要的价值,就是文明,也就是文化。生活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是不一样的,而且,文明不是一成不变的,文明几千年来,一直在朝着理性和人性的方向进化。”

    辜鸿铭说:“我始终强调文明不分优劣,和而不同。泰西国家。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地缘社会,而中国则是以家庭和家族为单位的血缘社会。地缘社会要靠契约,在订定契约时。各人有选择的自由,要有法律保障,而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而在中国这种几千年的农业国,乡土构建血缘社会,人们靠情感活着,生老病死,人情世故。礼尚往来,就构成了社会基石。比如亲人有喜事要请酒,生了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抬棺材。过去人口基本上不流动。血缘所决定的社会地位,父母、祖先,是不容个人选择。比如谁是你的父母。”

    宋骁飞说:“我不否认传统文明在乡村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和巨大的价值。中国过去的经济是小农经济。在经济上每个农家。除了盐铁之外,必要时可关门自给。但现在,中国要实现工业化,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人们要变得富裕,传统文化不一定行得通,要革新。大家可以首先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这时,司法总长梁启超站起来。说,“我就先说说我工作中的一些体会。现代社会。强调法治,司法实践和传统文化很多地方是矛盾的。”

    辜鸿铭有点不高兴,说:“你倒是说来听听。”

    梁启超说:“敢问辜教授,传统文化是不是强调不要打官司,即‘无讼’,比如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辜鸿铭说:“确实是这样。传统文明中强调礼治,如果不知道‘礼’,就成了撒野,没规矩,被认为不是好人。百姓的父母官,乡绅,过去主要靠教化维持礼治秩序,而不是折狱。如果有非要打官司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传统的规矩。”

    梁启超说:“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一定规则:比如君亲、臣忠、父慈、子孝,三纲五常。这种秩序注重修身,克己。在论语中,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辜教授,是这样吗?我没说错吧?”

    辜鸿铭回答说:“早闻梁公博学,果然如此。没错,不懂礼的人,是败类无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连坐的根据。儿子做了坏事情,父亲得受刑罚,甚至教师也不能辞其咎。这种情况下,打官司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这个地方的教化不够。而且传统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的关系很有人情味。你不妨试一试,如果有人在你门上敲着要进来,你问‘谁呀!’门外的人十之**回答你一个大声的‘我’。这是说,你得用声气辨人。”

    梁启超哈哈一笑,说:“但现代都市,却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大家都不认识,没有血缘关系,所以不能讲教化。市场经济,人们最要讲的就是契约,按合同办事。社会中公开讲个人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国家出台法律保护这些权利。一个法官,并不需要考虑教化的伦理道德问题,而是要按照法律的条例判决就行。”

    辜鸿铭说:“礼治也是一种规则,就好比足球规则。在泰西足球比赛时,裁判官吹了叫子,说那个人犯规,那个人就得受罚,用不到由双方停球辩论。最理想的球赛是裁判员形同虚设,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每个参加比赛的球员都应当事先熟悉规则。”

    宋骁飞说:“辜教授这个比喻好,社会就像是大家一起在踢足球。但这问题就来了。礼的规则,由谁制定的问题。在足球比赛中,事先约定根据双方同意的规则之下比赛,裁判员是规则的权威。这个规则也是可以改的,比如最早的足球,是允许用手的。但后来却改了。法律就好比这个大家约定的规则。而礼,却是没经过人民的同意,就已经存在了,而且很难改变。并且,礼治社会并不是文质彬彬的乌托邦,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君子国。礼并不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礼还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殉葬,这是古礼。行军打仗时杀人来祭旗,那是军礼。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可见,恻隐之心并没有使孔子同意于取消相当残忍的行为。”

    梁启超说:“确实,礼不尽是好的。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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