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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据江东时，吴国版图便已粗具雏形，算起来，吴国可以说有八十四年的历史了。在这近一个世纪中，孙氏一直把压制江东本土豪族作为对内的首要政策，而孙氏皇族内部自相残杀，大概应该归因于孙权无意中给他后代树立的价值观。有人说，如果当年没有发生“南鲁党争”，太子孙和顺利继位，那么吴国或许会良性健康地延续下去。也有人说，纵然如此，孙皓毕竟是孙和的儿子，孙和死后还是免不了轮到孙皓继位，吴国终无法逃脱这位混账皇帝的魔掌。但是，如果孙和没有被孙权、孙鲁班、孙亮、孙峻一帮所谓的亲人陷害，孙皓是否会拥有一个美好的童年，成为一个心理健全的人呢？
总之，吴国就这样灰飞烟灭于历史的长河中了。历时两个月的战役，终于结束了近百年的乱世。
争名夺利
5月1日傍晚，王濬接到王浑发来的军令。他一边看，脸色一边变得阴沉起来。军令中写道：“为防孙皓逃跑，命王濬即刻围攻建邺！”
王浑担心王濬率先攻破建邺，居然想用这种办法拖住王濬。
“战争都结束了，吴国没了，王浑还让我围攻建邺，简直莫名其妙！”王濬冷笑。然而，王浑这回发来的不是简简单单的书信，而是搭配兵符的军令。王濬深知自己有抗命嫌疑，遂一直停留在建邺城外，以免落下口实。接受孙皓投降已是头功，进不进建邺又有什么所谓呢？
是夜，王濬得到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王浑恨自己独揽大功，打算在建邺城下跟自己火并。
眼看要闹出大事了，僚属何攀（曾建议王濬征调益州驻军督造舰队）献策：“赶紧把孙皓送给王浑，以免事态不可收拾！”
王濬也觉得是，便将孙皓送给王浑。一场危机暂时得以化解。顺便提一句，孙皓在王浑的军营没住几天，就又被王浑转赠给了司马伷，最后由司马伷送给了朝廷。这位亡国之君，作为危机公关的礼物，就这样被几位统帅送来送去。
与此同时，王浑麾下的豫州刺史周浚赶到，率先进入建邺。可是，无论王浑还是周浚，心里都相当憋屈，因为孙皓已经向王濬投降，周浚入建邺，其性质并非攻破敌国首都，而是进入自国城池，这还得感谢王濬等了他大半天，功劳自然大打折扣。
5月2日，王濬尾随在周浚之后，率军开进建邺。
几天后，王浑、司马伷甚至杜预等人的军队也纷纷赶到，转眼间，建邺会集了二十万晋军，在这闹哄哄的局面下，王浑和王濬的纠纷也正式拉开了帷幕。
王浑先下手为强，上疏弹劾王濬贪功心切，抗旨不遵。此事在朝中激起轩然大波。本来，这很容易裁定，可复杂的是，王浑和王濬之间并不是一场公平的较量。前文说过，王濬出道甚晚，六十多岁成为羊祜的僚属，年近七十才出任益州地方官，且从未涉足朝廷的政治核心。王浑则不然，他的爸爸王昶是司马懿亲手提拔的荆州都督，他的老婆钟琰之是重臣钟毓的孙女，他的儿子王济又娶了司马炎的女儿——常山公主为妻。王浑这个太原王氏家族，绝对算西晋一等一的世家豪门。
朝臣大多和王浑私交很好，纷纷上疏请求将王濬收押。
司马炎猜到其中原委，他有心挺王濬，同时还要避免驳王浑的面子，便压住群臣，只是责问王濬道：“先前朝廷发出诏书，让你受王浑节度，王浑按甲休兵等你，你怎么不听王浑命令直抵建邺？你纵然有功，也应尊崇王法，这样抗命，朕还怎么号令天下？”
王濬上疏辩解：“臣在正月二十二日（公历为3月10日）接到诏书，命臣顺流东下（这封诏书确实提到让王濬受王浑节度，可是被王濬含混省略过去了），臣受诏出兵。后又接到诏书（4月4日诏书），命臣和司马伷、王浑、唐彬等人皆受贾充节度，并没有单独说让臣再受王浑节度（司马炎写这封诏书时已改变了初衷，不想再束缚王濬的手脚）。臣途经三山时，王浑给臣发来一封信，邀请臣上岸军议，也没有提到让臣受他节度的意思（王浑对王濬的‘客气’成了把柄）。臣的舰队顺风疾行，根本停不下来，没办法掉转船头回去和王浑会合（这就有点胡扯了）。不出一天，臣接到孙皓的降书，臣不敢耽搁，当即告知王浑。三月十五日（公历为5月1日）傍晚，臣才见到王浑的兵符，命臣围攻建邺。可当时孙皓已经出城归降。难道臣要发兵围攻自国城池吗？再者，书信传达需要时间，这期间又变故频生。假使臣孤军深入打了败仗，给臣定罪还说得过去。但臣统领八万水军，令孙皓望风而降。王浑屯驻江北，不能洞悉战场虚实，看臣得了头功就眼红，希望陛下不要误听谗言。”
司马炎看毕，点头认可，他当然知道王濬钻了些空子，但至少表面上说得条条在理。
王浑不罢休，他授意豫州刺史周浚上疏，诬陷王濬的军队私藏吴国宝物，火烧建邺皇宫。
周浚很不情愿，劝说王浑：“当初您打败张悌后没抓住机遇，致使王濬抢了头功，现在却又和王濬争功，这么干不太合适。”
王浑不听。周浚只好上疏弹劾王濬，这下，他把自己也搁了进去。
王濬不是个忍气吞声的人，他再次上疏申辩：“二月（公历为4月上旬），孙皓把大批财物赏赐给下臣，那时候皇宫中已经没有什么宝物。三月（公历为4月下旬），孙皓决定出降的时候，近侍又把剩下的宝物盗走，并放火烧了皇宫。臣派到皇宫的人是去救火，不是放火！而且，臣派到皇宫审查书籍典章的人还遭到周浚擅自扣押。周浚在十六日（公历为5月2日）比臣早一步进入皇宫，就算有宝物，也是被周浚先到先得，臣无缘得之。另外，王浑比臣先一步登上孙皓的楼船，如果船上有宝物，那肯定是被王浑偷了。还有，周浚部下八百人在建邺城中抢劫，臣缉捕其中二十余人遣送给周浚处置，周浚至今也没给臣一个交代。再向陛下禀报一事，此前，王浑与张悌在横江一带战斗，吴军被斩两千人，而王浑、周浚谎称有八千七百人，以上这些，都希望陛下明察。”
王濬本为自辩，可他气不打一处来，变被动为主动，居然弹劾起王浑和周浚。
跟王浑关系要好的朝臣纷纷进言：“王濬在自辩书里根本没有写清楚他历次接到诏书的详细日期，肯定是钻了空子。再加上他违抗王浑军令，请押往廷尉治罪！”
司马炎说道：“诏书在传递途中或有稽留延误，不能因此指责王濬抗命。王濬功大于过，瑕不掩瑜。”他为什么要这样袒护王濬呢？首先，必须要说司马炎明白事理。其次，王浑一族，也即是太原王氏，乃是齐王司马攸的坚定盟友，司马炎有心想压制齐王党势力。这和之前在贾充、任恺的派系斗争中，他袒护任恺是同样道理。关于王浑父子与司马攸的故事，后面还会讲到。
亲近王浑的朝臣不依不饶，誓要整死王濬：“王濬擅自烧毁吴国舰船一百三十五艘，应该让廷尉出面审理。”
司马炎不耐烦地摆摆手：“行了行了，别再为难他了！”
随后，他命廷尉刘颂考核王浑和王濬的功勋大小。他的本意，是希望刘颂能抬王濬，抑王浑。
然而刘颂却裁定王浑的功劳高于王濬。
司马炎很不高兴，责备刘颂有失偏颇，将刘颂降职处分。继而，他亲自裁定，赏赐王浑食邑八千户，赏赐王濬则高达一万户，又特别授予王濬诸多超越其官位的特权。
伐吴这一年，王濬已七十四岁高龄，他终于在古稀之年凭借自己的努力官拜镇军大将军，赢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耀和地位。他家门前那条宽阔的大道，也终于迎来了长长的鼓吹仪仗队。可是，王濬过得并不舒心，他的政敌隔三岔五地弹劾他，同时，他对王浑更无时无刻不保持着强烈的戒备心。
有时，王浑因公事要和王濬会面，王濬便紧张兮兮地在周围部署好卫队才同意相见。而他每次觐见司马炎，总是提起伐吴功劳，并满腹牢骚地讲述自己被王浑压抑的冤屈，最后连司马炎都听烦了。
王濬在荣耀、压抑、警惕中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六年，于八十岁高龄时去世。
王浑后入朝官任尚书左仆射，后拜司徒。他原本担任扬州都督时中碑不错，可自从当上司徒后，声誉却反不如前。想来，他度过了人生的巅峰，也没太大心气再折腾什么了。关于王浑和他的儿子王济，以及太原王氏一族，在后文还有故事。
功臣们
讲完王濬和王浑，再说说伐吴战役中的其他功臣。
杜预受赐食邑九千六百户。他将自己的功绩篆刻在两块碑文上，一块立在万山脚下，另一块立在岘山之巅。
“多年以后，高山变深谷，深谷变丘陵，到那时不知道世人还会不会记得我！”他是个执着于让自己留名千古的人。
早在正始年间，他的爸爸杜恕得罪司马懿，被弹劾流放，途中忧愤而死。杜预的仕途也戛然而止。一直到司马师死后，司马昭让妹妹高陆公主嫁给杜预为妻，从此终结两家的怨仇，杜预才得以再度出仕。如今，他成为西晋统一天下的最大功臣之一。
战后，杜预继续留镇荆州，可他打算急流勇退，遂多次上疏：“臣家累世文吏，不擅武事，请求辞去荆州都督之职。”
司马炎没有同意。
而后，杜预频频贿赂洛阳权贵。
有人不解，问道：“杜公行贿，是打算求官职，还是求爵位？”
“我但求那帮人别害我，哪敢奢望他们帮我！”
杜预晚年沉浸在对《春秋左氏传》的研究中，并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春秋左氏传音》《春秋左氏传评》《春秋释例》《春秋长历》等书。他经常向司马炎旁敲侧击地表明自己与世无争、潜心于学术的愿望，言道：“王济有马癖，和峤有钱癖，臣有《左传》癖。”王济是王浑的儿子，和峤是夏侯玄的外甥、王浑的女婿，这两个人后面即将讲到。
五年后，杜预被征入朝，不幸在前往京都的路上病逝，终年六十三岁。
王濬麾下的巴东都督唐彬受赐食邑六千户。后来，他历任幽州都督、雍州刺史，颇有作为。十四年后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