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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消除。不消除问题也不要紧，最大的危机还是各地的起义。终于王伦的消息传到京城。
一起感到愕然，从沂州到高邮有多远哪，沿途又驻扎多少军队，厢兵与捕快，怎么就让他们逍遥自在了一千多里路？
欧阳修进言道：“近日四方贼盗渐多，皆由国家素无御备，而官吏赏罚不行也。臣谓夷狄者皮肤之患，尚可治。盗贼者腥心之疾，深可忧。朝廷终未当处置—今沂州军贼王伦，所过楚、泰等州，连骑扬旗，如履无人之境，而巡检、县尉反赴贼召，其衣甲、器械皆束手而归之，假令王伦周游江海之上，南掠闽广而断大岭，西入巴峡而窥两蜀，杀官吏，据城邑，谁为悍御者？此可谓心腹之大忧。为今计者，先先峻法令法令峻则人知所畏，自趋而击贼。请自今，贼所经州县夺衣甲，官吏并追官勒停巡检、县尉仍除名，勒从军自效，俟破贼日则许叙是”
这封奏折暴露了欧阳修的本质。
不是峻法的问题，关健是王伦为什么发动起义的？
欧阳修经过多年官宦生涯，真正完成从贫困子弟到士大夫的脱变，可他也忘记根本，主动站在权贵一边。
不仅是王伦，还有这才是郑朗叫侥幸的地方。余靖又进言道：“朝廷所以威制天下者执赏罚之柄也今天下至大而官吏弛事，细民聚而为盗贼，不能禁止者，当赏罚不行南京者，天子之别都也，贼入城斩关而出，解州、池州之贼不过十人，公然入城虏掠人户邓州之贼不满二十人，而数年不能获。又清平军贼入城作变，主者泣告而军使反闭门不肯出。所闻如此，而官吏皆未当重有责罚，**贼盗衰息，何由而得？今京东贼大者五七十人，小者三二十人，桂阳监贼仅二百人，建昌军贼四百余人，处处烽起，而巡检县尉未知处以何罪”
为什么会这样？
当真是用酷法就能解决的？
范仲淹又说，陕西禁军厢军近二十万众，防秋在近，必须养育训练，以期成功，在手丰以衣食，使壮其力，积以金帛，示以厚赏，牛酒以悦之，律罚以威之，虽二十万众，合为一心，有守必坚，有战必强—
这个钱从哪里来，粮纳粮草并金银钱帛，及万缗与南监交钞，二万与上佐官，三百者京官致仕，如应举到省，与本科出身，除家便官。
没有办法，只好卖官凑钱。
郑朗听到卖官之策居然从范仲淹嘴中说出来，不由十分愕然，揉了揉太阳穴，说道：“陛下，臣以为只要主明臣贤，内慕不必忧也，忧的还是外敌。
虽有的时候年光不好，百姓被逼无奈，沦为盗贼，然我朝乃是最重内治之国，故这些盗贼必不深患。”
与欧阳修正好说反过来。
“西夏国力狭弱，不能颠覆我朝，但野心难改，眼下西夏据于契丹之逼，必与我朝约和，可以赢来短暂的几年或者十几年和平时光。约和，我朝必须用钱帛收买其心，再加上他们内部休生养息，十几后必会又来侵犯我朝。又不知道会进行几年战争，反反复复，虽是疥癣之痛，可这个疥癣太大太深了，战争持久，民不聊生，若再来一个大型灾害，陛下仁爱，民虽苦多不怨，盗贼难以成势。可陛下能保证后世子孙皆如陛下？内外交困，那时才是最伤最痛之时。至于欧阳修所说契丹之心，不可不防，也不可以夸张，严防而己，不必进行大规模的练军与增兵，一是国家没有钱帛维持，二是不能让契丹人认为我朝有敌意。之所以询问我朝与西夏人议和事宜，一是当初的约定，二是他们也想判断三国的形势与走向。契丹已经堕落矣，臣担心的不是契丹，而是北方更野蛮的鞑靼人与女真人，这些民族取代契丹，必将成为我朝最大的敌人。”
顿了顿说道：“桂阳监贼主要是走私私盐的生猩，官府抓俘不服，发起的暴动。其余盗贼，有的是军中之弊引起的，还有的是百姓，四年重压，加上旱灾，生活无法维持下去，才有胆大包天的歹徒为非作歹。可这些人难道不知道谋反必死？为什么要挺而走险，官逼民反也，一些官吏没有做好，加是贫困，于是挺而走险。许元已去南方筹粮，不日粮食就能抵达京师或者山东，陛下可以下旨，让各州县官寮开仓酌情放粮，赈济百姓。范仲淹与韩琦、欧阳修议派按察使巡视各州县官员，然臣倒以为暂且莫急，不如派几良吏按察各州县，监督官吏放粮，先生民心。民以食为天，不求让他们吃饱，最少有一个半饱，老百姓就不会挺而走险，没有饥民流民的加入，纵然有一些盗贼为患，迟早必被朝廷剿灭。陛下，治国者义为节，仁才为本。老百姓为了支持国家战争，苦了近四年，到了朝廷回报他们的时候。”
赵祯动容，说道：“准。”
郑朗又说道：“数支贼寇，唯有王伦贼最强，让臣带一营悍远军前去南方，来回不出一月，便可将此盗贼剿灭。”
悍远军便是那些生女真骑兵，来到京城后一切为二，分成两营，每营有两百余将校。在未完全被京城生活**堕落之前，他们依然还是宋朝最强大的军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