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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通秦州，到秦州(广禾)穰寨一百八十里，沿途皆是生羌户，若想要真正经营，必须筑二十大寨，十小堡才可互援，所费最少以百万缗计算，又要开伐栅林，以修敌栅、战楼、廨舍、军营及防城器用。即便完工，又需正兵三四千人储蓄大量粮草，才能屯守，其费如此，只求一日以通秦原之援？兼去仪州黄石路才较近两驿。且刘沪已降水洛城生户李中和又屈伏陇城川蕃部，各补职为属户，若进援兵，动不下五六千人，诸小蕃岂敢要阻？原来无水洛之援，官员也可往来，何必枉劳军民，徒生冤嗟？
郑戬坚持的便是打通德顺军到秦州的意义韩琦尖锐就指出来不用水洛城原来照通不误，纪质率军前去笼竿城，也未见那个生羌阻拦，相反，有许多生羌在西夏侵犯时，还主动出子弟兵英勇作战。一修，生羌必然产生不安的想法，那么必得一路修下去说二大寨，十小堡夸张，但一路生羌不服最少还得需要四五个寨堡，才能拱卫平安。修这个水洛城还有何意义？
史上狄青被拖下水，这次张岊也卷了进去，人是他抓的，而是作为他的部下，击杀羌人，修城，根本就没有通知他，心中有气，说了几句气愤话。于是让尹洙录下来，当作张岊的奏折呈上。
尹洙也自辨。
知秦州的文彦博同样认为水洛城修得没有意义，这是刘沪好大喜功之为，反而浪费财帛，徒增羌人心中不服，以后有可能未见功，反见其害。
孙甫在京城一看形势似乎不大妙啊，俺来做个和事佬吧，于是上奏，他说得很委婉，韩琦与郑戬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这个不管他们。郑戬既罢四路，岊以韩琦等所奏，便抽还水洛城援兵，沪自以为见功，强行将兵留下来毕其役。若坐以违主帅之令，而沪以一方利害，初违朝廷之命，领千余兵在数万生蕃中战斗杀获，使其服属，其勇可嘉。今以主帅之言而罪之，不求劳臣不嘉功，其招来的蕃部得不惊惧手？但张累为统帅，下令下属不从，朝廷释之，心中肯定怏怏不乐。况今之将臣，如田之勇者不可多得。这个不好处理，朝廷还是想一条两全之策，平息争议。
关健此时双方已经杀红了眼睛，谁听你的？
韩琦又上书，写了不能修建水洛城的十二条理由。
王曙的儿子王益柔也上书，认为一旦羌贼也反，水洛一城不足以拒贼，说得有些道理的，史上德顺军许多羌人再叛，水洛城并没有起多大作用。刘沪仅是一个稗将，居然敢违抗将军尹洙以天子之命，呼之不至，即便杀死也不为过。
余靖做了一个札子，说古者矫制及违节者，也可以戴其功赎其罪。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宋朝的将从中御制从中央转移到地方。
宋真宗在澶渊之战时，傻呼呼摆了一个大阵，结果让契丹人从容攻到澶州城下。到了赵祯手中，甚至到后来，将决策权往地方下放，下放给各路主帅。
这本来是好的，但这些主帅多是文臣，效果还是差不多，未见多少有功。
在这个下放过程中，为了便宜行事，朝廷默认一些将领矫诏行为，包括张亢违命，强行修寨，朝廷亦不过问。也就是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追究，也可以这追究。
这次争执中，范仲淹一直在试图做着调解。甚至尹洙死后，亲自替他写了墓志铭。
但下面的人不是他。
刘沪是武将，打了也白打了，但董士廉是文臣，你能搞我，我也能搞你，加上尹洙本人也不省事，事发后，不顾郑戬的江湖地位，直接呼其戬辈、奸人，又多次违反郑戬的命令，不与其协调，多方“努力”再次用公用钱为裂口，对尹洙进行诽谤迫害。
原来尹洙在渭州时就用了许多钱。
但现在又多了一个潜州保卫战，想一想，为了激励百姓参战，保卫渭州，动用了多少财帛。并且渭州城中郑朗为战后安抚与修城，还准备了足够多的钱帛，这一查，将大罗神仙调来也查不清楚。
这让蔡襄看不下去，双方之争他一直没有参与进去，直到尹洙遭到陷害，忧郁而死，他才上了一奏，为尹洙翻案。那时君子党早在这次自相残杀中，两败俱伤。
这些奏折仅是一些有江湖地位大佬写的折子。
下面参与的小鱼小虾更多，不计其数。
赵祯坐在朝殿，他也有些昏头，每次早朝，就会接到十几份双方的奏折，或攻击，或自辨，或调解，甚至不惜攻击对方的人格，不顾大家皆是所谓神马的“君子”也开始说对方是奸人，是小人。
这都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以为这群人只会折磨自己，折磨吕夷简，敢情折磨起自己人，也不手软。
他是没有穿越，否则此时心中一定会想到一个词，兴奋剂，认为这群君子多是吃兴奋剂长大的。
然后用眼睛盯着郑朗，其实无论是刘沪，或者张日或者尹洙，都是原来郑朗在泾原路的属下，张田更是郑朗一手办保升迁知军的，又与瞎毡搭成和议，赐其金箭，多次动援蕃子、羌子参战，他是最有发言权。
可是自始至终，一句未说。
然后又扫向范仲淹、欧阳修、余靖等人，难道这么大活人，你们一个也没有注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