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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熜的用语总是更跳脱或者更粗俗浅显，对于学术大佬们来说其实不太友好：不够精确，不够让人联想到更多前人的言论而思考更多。
但王守仁是专家。
实践学要能够称之为“学”，是必须从世界观的层面进行系统阐述的：世界的本质如何，世界变化的规律如何，人的思维与世界存在之间的关系如何，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方法如何。
其实，从上古到现在，虽然目前还没有明确提出“哲学”这一学科范畴，但先秦诸子百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包括宗教，其实都回避不了对世界观的阐述。
这个时候，学问也没做很明确的具体分类。诸多学问中，也只有算学、天文历法、医学等等从上古浑然一体的学问当中独立出去。哲学的研究内容，也就主要围绕本体和认知来展开。
理学与心学之别，也就是这些方面的观点有些差异。
现在王守仁再上一层楼，不再拘泥于心学或者单纯理学的框架。
这固然有王守仁悟性非常人可比的原因，但在杨廷和看来，朱厚熜那“偶有所得”的一些说法，也实在过于发人深省了一些。
想到这里，他对四儿子说道：“你既能中举，其他学问倒不必再细细钻研了。这实践学与辩证法之精妙，不只是为父，诸位参策也都深为叹服。为父平日里与你已经有些对谈，如今又有王守仁这五卷书，你且安心研习，不必执着于后年会试。三五年后，世人必明学问大道何处。”
杨枕有些震撼地问：“三五年？”
什么学问，不是在天下读书人心目当中经过了一代人甚至数代人的争辩才会被更多人接受？
是因为这实践学的背后是陛下吗？可学问的事，终究要经得住辩才行。
杨廷和挥了挥手：“回去继续读吧，为父把这第三卷读完再歇息。”
其实最耐人寻味的是物之理的提出。万物之理，是最容易看得见、摸得着、得到明证的学问。这些学问也全都被纳入了这儒学的新发展实践学当中，学问的可证、可行，都不再只是言辞思辩。
再者，若陛下说的这一套东西那么好找到错漏之处，以杨廷和这些人的功底，又岂会这么热心呢？
今人胜古人……今后，恐怕也不必称孔庙了，称儒庙如何？
那么大成文宣先师及其弟子一殿之外，如何不能再添理学一殿、实践学一殿？
陛下说了，万事万物本就是发展着的！
杨廷和想着自己“新党党魁”的身份，认认真真地阅读着王守仁的成果。
他也希望自己能有所启发，著书立说。
等到嘉靖五年新法推行全国，他也年近七十，应该激流勇退了才是。
功业，他杨廷和已经不缺了；而这新学“登基”的过程里，他杨廷和还缺很多！
京城之中，士子和官员们这次有了不得不参与也必定需要参与的热议话题。
皇帝只因为黎贯讥讽他猜疑已死去多年的孔子而打了他廷杖，其他引经据典就事论事的，皇帝都欣然鼓励。
现在王守仁的那本书只在大家的口口相传中，具体的文本，许多人还没资格读到。
可是那句话已经传了出来。
从无百代不移之学，也无万世不变之法。
求知是行，行而有知。知有真谬，行之便明。真知有时而变，行而验之改之。知之行之有功，方为一时真知。
“这岂非是说，我等寒窗苦读，也终究多是一时真知？如此一来，这先贤经典，学之何用？”
国子监里，监生们是最不安的。
明年乡试、后年会试，他们这些已经读了多年圣贤书的人怎么去应对？
孔哲文和出自诸多先贤的后世子孙们成为了不少人拉着“热心争论”的主要对象。
他也确实愤愤不平。
这只是在国子监里，发表一点看法没问题吧？
“历朝历代皆遵圣贤之学，纵有乱世，也有诸多治世、盛世！由此观之，此非圣贤之学之误，而是在朝之人未能明其义、用其法！”
孔哲文这番话引起一阵叫好，虽然这话有点危险。
说完这些话，孔哲文的心跳也有点加速。
就只差指名道姓地说如今在位的君臣不遵旧法、要引来乱世了。
“还有那皇明大学院！”一个监生说道，“你们还记得陛下对张孚敬的恩旨吗？所荫一子，是入皇明大学院！难道国子监将来会不复存在吗？”
这句话可就更能引起大部分国子监生的共鸣了。
自隋朝起，国子监就是国家最高的官学。洪武年间，国子监的地位也奇高无比，一度出现过科举高中者一大半出自国子监的盛况。永乐年间，南京国子监曾有近万学子，盛况空前。
但自从后来开了“生员纳米百石以上入国子监”的先例后，国子监的影响力确实在越来越低。
如今，国子监内更是良莠不齐。既有会试落选的举人经翰林院选拔后择优送进来的举监，还有贡监和夷生。
这贡监里，又分为岁贡、选贡、恩贡、纳贡。岁贡、选贡一般还有点水平，但恩荫和纳贡进来的监生和来自地方土官甚至外国的夷生，那基本都只是在这里混个出身。
“依我看，如今为新法，什么都乱了套！诸位，陛下既令礼部集议夫子祀典，我等坐监日诵圣贤经典，何不一同上书陛下，一抒己见？”
“所得对！尊师重道，正要自我辈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