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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天的火车颠簸，我终于赶到了舜吉文工队。这是一座靠近首都的小城，历史悠久，文化气息浓厚。抗战期间涌现许多英雄式的人物。建国之后，各行各业的人才也得到重用。大家觉得这是块福地，给它重新起了个名字，叫做舜吉取顺利吉祥的谐音。本来打算在这边建一个文工团，可是人口有限，就折中成立了文工队，享受的待遇可是和文工团一样的。许多有脑筋的官员觉得这个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纷纷动用关系将家里的子女弄进来。
到了文工队大门口已经有人在那边等了。放下为数不多的行李，掏出县城开的证明和赵叔的介绍信，很快就办好了手续。领好军装和生活用品，一个热心的大姐带着我去宿舍。五十年代初，我们和苏联是亲密的老大哥，这里便是典型的苏联式集体宿舍，里面放着几张铁骨铮铮的铁床，大概数数有六张不太宽大的床面。大姐指了指下面的那张靠近南墙角的床，让我放下东西。我的上面那位已经来了，衣服东倒西歪地散在床头，和枕头呈相互争宠之势。大姐刚准备离开，那位睡在上床的姐妹已经回来了，手里提着一壶开水。我们简单地做了个自我介绍，原来她叫舒小曼，1932年11月出生，算起来比我大两个月。她来自江苏无锡，和我也算半个老乡，父母都是教授，典型的书香门第。舒小曼说话声音小小的，给人的感觉像一阵和煦的春风。她拿出一个瓶子，打开一看里面装着酱排骨。这是她妈给他做的，肉质酥烂，骨香浓郁，汁浓味鲜，尝起来咸中带甜，太美味了。我也拿出家乡特产和她分享，两个人叽叽喳喳讨论着，非常开心。
到了下午两三点，又来了一个姐妹，她身上已经穿着绿军装，扎着个高高的马尾辫，看起来特别有精神。她推开门一看里面已经有人，主动介绍自己：“你们好，我叫郑红旗，来自北京，1931年10月出生。事先看了一下各位的资料，貌似我年纪最大，以后你们都叫我大姐吧。”说完，帅气的将行李扔上上铺，花了不到十分钟就把东西整理好了。我和小曼把带来的食物也分给她一点，郑红旗连声感谢，随便拿了一张凳子就坐下来。我们都被她狼吞虎咽的动作吓坏了，她不好意思的摸了摸头说：“早上从家赶过来，还没吃午饭呢。”其他的战友也陆陆续续过来了，郑红旗充分发挥大姐头的风范，没多久大家都熟悉起来。都是十j□j岁的小姑娘，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
晚上，舜吉文工队李队长给大家开了一个简单的欢迎会。由于我们是特招入伍的，都是文艺特长生，不需要三个月新兵训练。李队长侧重给我们讲了以后的任务和训练计划，宣布解散前让我们明天早操集合的时候选出一位班长。回到宿舍后，大家讨论了一下，全票通过郑红旗同志为舜吉文工队3班的班长。三位迟来的成员也做了自我介绍，她们分别是张美丽、赵靓靓和胡哈尼。张美丽和赵靓靓和我一样也都是1933年出生的，美丽3月份，而靓靓是12月份。最小的就是可爱的胡哈尼，1934年4月出生。五十年代大家普遍较叫什么“梅”、“芳”、“丽”等，很少有叫哈尼的。张美丽实在忍不住，就问她为啥其这么怪的名字。原来胡哈尼的爸妈都是剑桥的留学生，哈尼是在国外出生的小海龟。小时候跟着外国人一样整天honey的叫，等她父母回国之后为她的名字犯了愁。当翻译官的父母想了几天，最后决定干脆还是叫哈尼吧。
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家庭背景文化程度差异很大，但是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我们3班6名成员长得都很漂亮，有的温柔娴淑，有的热情火辣，还有的天真浪漫。走在操场上，绝对是闪亮亮的焦点，六朵金花的名号开始在部队里流传。大姐郑红旗觉得很满意，文艺工作者不就是焦点人物吗？这样以后表演肯定会引起更大的轰动，这样子才能激发战士们的士气。回到宿舍后，她兴致勃勃的给大家开了简短的班会，做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举动：将成员按照年纪大小一字排列，从一到六大声喊到，然后让大家坐下学习领袖语录。几天下来，同志们都开始老大老二喊起来，舒小曼排行老二，张美丽排行老四，赵靓靓和胡哈尼则是老五和老六，我是当之无愧的老三。令我感到遗憾的是，大姐红旗和二姐小曼总是喜欢叫我小三。在她们看来，这样子很亲密。可是我的内心在咆哮，几十年以后我能和我的子女吹嘘他们的妈当兵的时候是有名的小三啊。算了，叫小三就当做一种励志吧，以后找对象咱也不怕了，正房是我，小三也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