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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船即将抵京的时候，坐在船舱中的李鸿章却是一副心神不定的模样，心里反复思索着最近一段时间京中之事。
现在京城里什么事最热闹，恐怕当数办新政，自打从皇上把唐子然那部《盛世危言》刊送于地方督抚起，众人便猜出了皇上的心思——皇上要办新政。
皇上要办、这翁常熟也要办，可办的目的是什么？无外乎借新政之名行以敛权，这敛的不仅仅是朝廷的权，怕他翁常熟惦记的还有疆臣的权。
这事怎么办？
这办新政是皇上一门心思的热劲，虽说太后那边明知道皇上的心思，可毕竟不能让外臣看笑话，这意味着太后至少不会在明面上反对，若是在明面上反对，只需稍有表示，怕醇王那边就主动劝翁常熟放弃这个心思了。
可太后那边到底是什么心思？
想到自皇上亲政以后，太后的“退让”只使得李鸿章琢磨不透太后的心思，便是先帝那会，论心机手腕，怕也赶不上太后，现在于这风头上，太后召见自己又是什么意思？
“这事难办啊！”
李鸿章忍不住在心里嘀咕着，就他本意而言，他自然希望这大清国能行以新政。
李鸿章做了几十年的官，什么人的阅历都比不上他深，揣摩入微，平素虽不肯冒昧，可做了几十年的糊裱匠，东糊一块、西补一块，不是他不得其法，而是因为有些事情他不能去做，现在有人愿意去做，他自然乐意看那人去做，他比谁都清楚，这大清国早就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了，甚至在他看来，变法和维新，是清国最后的机会了，能改变一下，总比坐在这儿等死好。
可这事是那么好办的吗？
唐浩然这个人，他倒是知政之人，现在按其于书中之间，推行新政当先于一地试行，待试行有所成之后，去其弊择其利再推行全国，这倒不失稳妥老成，若是有朝廷支持，没准还真能办成了。
可若是他办成了，又岂能为自己所用？想到自己费尽心机方才把其挖至京城，正待熬鹰的时候，却被翁常熟拉了过去，李鸿章又岂能心甘，更何况他焉不知盛宣怀这段日子在庆王那里使的花招，若非如此，庆王那边又岂会不顾及自己的面子。
再者就李鸿章的私心来说，他自然希望由自己主持大清国的新政，而不是由那位所谓的两朝帝师去主持，那种人能办成什么事情？
可若是唐浩然于一地办成了新政，岂不就全成了翁同龢的功劳？进而令其尽享新政之名，从而于未来得掌新政？
李鸿章的眉头微锁，虽是精明如他，这会却也陷入了左右为难间，一方面，他心知大清国需要不是他过去那般左右糊裱，撑出个样子来，这时局需要大清国办新政，而另一方面，他却又无意让翁同龢之流主持新政，那群歪和尚能把那经完全给念歪了。
而之所以支持唐浩然，甚至为其请权，与其说是为唐浩然，倒不是说是为自己，这段时间，自从一众言官请行新政后，连地方上的心思亦开始浮动起来，张之洞也动了同样的心思，现在他张南皮倒是轻松，唐浩然虽说离开了湖北，可却给他留下了一年近三百万两银子的禁烟局，再加上海军衙门的两百万两专款，湖北一年能弄出六七百万两办新政。
府中的幕僚们亦倡言直隶筹办新政，以免新政之名尽为他人所得，可这新政就是那么容易办的吗？
“新政不容易办！”
贤良寺内，张佩纶看着李鸿章静静的吐出一句话来。
“正是因为不容易办，所以才要让他人去办！”
张佩纶的话让李鸿章深以为然的点着头，别说是现在，早在二十年前，他便考虑过办新政之事，可考虑了几十年却依然只是一个想法罢了。
而之所以考虑了几十年依未能成，就因为开办新政的阻力，别说是新政，即便是最简单的土地重新造册，每每提及亦遭这样那样的阻力以至未能成，原本以为做了大官，便能办大事，可官做到他这个地步，顾虑只会越来越多。
“他唐浩然去办，反倒于咱们有利，无论是他试行田亩地税也好，亦或是开办新式学堂也罢，纵是现在京中清流在翁常熟的运作下，虽是一致，力主操办新政，可归根到底，那些清流之中大多数却完不知洋务之重，待到唐浩然于试行新政后，稍有差池清流诸人必定群起而攻之，届时即便是翁常熟亦很难护之，而以唐浩然浅薄资历，出任一省巡抚，原就有人不满，这新政……”
摇着头，张佩伦无奈的苦笑下。
“荃帅可记得当年左季高举办电报之事？”
李鸿章如何不记得电报一事，当年他与左宗棠，都是继曾国藩之后朝中重臣。他们的意见，甚至可以影响到朝廷中枢的具体决策，可谓是地方督抚大员中数一数二的人物。而当年垂帘的慈禧似有意若无意地搞政治平衡，故而两个人并不相得。
当年在盛宣怀为自己暗暗筹划，意图建立电报线路时，胡雪岩也向左宗棠提出了极其相似的方案，当时胡雪岩探知盛宣怀的举动后，抓住左宗棠正从军机大臣、总理衙门行走转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的良好时机，向左提出应该抢先设立电报，压一压李鸿章的风头，还进一步细说了电报的政治、经济意义，认为如果开设电报，定能形成源源不断的新财源。
一可以做点实事开创财源，二可以顺便打击一下老对手，这样的好事哪个不肯做？左宗棠立刻具折上奏，备言设办电报、自强兴国之利，希望朝廷能允许他在两江境内架设电报线路，开展电报业务。
李鸿章得知后自然大怒，被人抢了头功的盛宣怀也是一肚皮无名火，但他冷静下来一想，便转怒为喜，并为李鸿章讲出一番道理来，以为，左宗棠这次上书，表面上是先拔头筹，夺了李鸿章的面子。但实际上，当时不管是百姓还是官场，对于电报这种新发明都是持否定态度的。不少王公大臣和各地督抚都认为电报将会“惊民扰众，变乱风俗”，在大清国官场气氛中，敢为天下先的先驱往往变成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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