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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达到改造国民性的最终目的！”
在提及国民性改造的时候，唐浩然只觉胸中一阵激荡，国民性或民族性，就是国民素质，最基本的就是其思想道德素质，或者说国民性与民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在一般情况下是通用的。它们的基本内涵都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及相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尺度、性格特质、道德规范、思维方式乃至于心理、风俗习惯等等。
在后世，每每一提及“国民性”时，人们就会想起鲁迅，鲁迅研究国民性，目的正是为了中国劳苦大众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如他在杂文《不满》中说的那样：“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种族，祸哉祸哉！”逝世前半年，他还在《致尤炳圻》的信中指出，“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因此鲁迅一生都将揭露国民性的痼疾、挖掘民族思想道德素质中的“病根”、探索塑造新型民族素质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任务。
不过鲁迅所揭露和批判的“国民劣根性”是在中国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起来的，是一种久未治愈的“痼疾”，在历史上鲁迅当年痛斥的“圈子”意识、看客心态、“窝里斗”现象等等，直到百年后改观仍旧不大。为了改变“国民劣根性”在历史上有着太多的运动和尝试，可唯一没有尝试的却是最为有效的东西——国民军事化！
国民军事化，或许不是最好的选择，但却是唯一可行的选择，相比于普通意义上的运动式改变，或者向这学习，向那学习的飘荡性、不定性。军事化的训练、生活，却可以教给人们一种习惯，一种军事化的生活习惯，军事化的训练、军事化的生活、军事化的国家，而在这个过程，还可以培养普通民众的纪律精神和团队意识。
而且还可以通过那种军事化国民生活，使得国民拥有一个健康的底子，身体是一切的本钱。良好的身体素质，可以提高整个民族的竞争力。
正如同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一般，他一生都在致力于对普鲁士进行加强君主****和军国主义的强制改造。1740年，当这位“普鲁士国家的建筑大师”离开人世时，他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可观的“军事宝藏”：约1000万塔勒的钱财和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堪称当时欧洲之冠的强大军队，他还把整个国家生活都纳入了军国主义的轨道。作为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继承者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继续着“士兵王”的事业。他一生追求“国家利益至上”，并且获得了“弗里德里希大王”的称号。他要求臣民一丝不苟地遵守秩序和纪律，凡事无条件听从他的独断。
也正是得益于几代人的努力，最终铸就了普鲁士人对秩序和纪律的刻板遵守，而这正是国人所欠缺的，亦是唐浩然希望通过“军国民化教育”给予国人的“礼物”，准确的来说是一个国民性改造的“礼物”。
在一直以来对军国民教育持以赞同立场的蔡元培，在沉思片刻后，先是点点头，而后又摇摇头：
“不过在全国推广国民生活军事化，需要投入多少力量，多少经费？这并不仅仅只能依靠在乡军人，而且各级还应该建立相应的团体，而且，如何激发国民主动参与训练，仅仅依靠强制措施，显然不太现实，这些都需要考虑了。”
蔡元培的建议，让唐浩然回头提醒身后的速记员：
“记下了吗？”
得到满意的答复后，他方才神色淡然地转回来道：
“这并不是什么问题，如何让在乡军人进入村自治会？”
一声反问之后，唐浩然摇头说道。
“仅仅依靠一道朕签署的命令？军人虽有皇家军人之名，但他们和老师不同，师如父，有这个传统在这，老师的地位本身就高于军人，加上“皇家”之名，他们进入村自治会，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解决的问题，并不能只依靠一个命令，还要解决他们的身份问题。”
身份，这才是最重要的，无论做什么事情，如果有一个合适的身份，一切都会显得极为顺利，而对此，唐浩然早就成腹在胸。
“要不然就弄一个治安官吧！那些军人在退役之前，接受三个月的司法培训，让他们出任村治安官，现在村治安这一块是个空白，这方面可以同司法部协调一下，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他们身份的问题，而且还能解决社会治安的问题。”
一直思索着在乡军人身份问题的商德全适时的建议道。
“如果中国所有的农村治安官都由在乡军人担任……”
在内心里，商德全不禁憧憬起来，只有到那时，一个严密的军事动员体系，方才有可能在根本上建立起来，现在中国的军事动员体系，并不算严密，在城市还有警察局协助动员，可是在农村，现在中国的农村，依如千百年来一样，都是“放羊”式的管理，仅依靠村公所，顶多就是加上老师们的协助管理，但这却很难建立一个真正高效的军事动员体系。
如果说，对俄战争教会了他什么，那就是让他以及全世界的军事专家们意识到，总体战的时代已经来临，在欧洲，许多人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对俄战争的胜利，最根本的原因并非是武器，而是东北充分动员了自己的每一分力量，用划时代的总体战理念击败了俄罗斯——在整个战争期间，俄罗斯都未曾发挥出自己的国力。而相对应的是，东北却可以发挥出全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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