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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能寄希望于国际形势会给我们顺利完成下一个五年计划的空间，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战争威胁正在我们的西南边界发酵，那些君主独裁国家，一语不发就可能向邻国发动战争！不，不能寄希望于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扭转劣势，我们有必要借助一切可以借助的力量，走一条曲折但是光明的捷径，就如同我们获取了对抗核武器的技术资料那样……”
苏俄人民委员会乘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布哈林摇了摇头：“跟那位国王领导下的国家开展深度的合作？好吧，我仔细分析过爱尔兰王国从1916年到1946年的所有重要军事贸易合作，你们猜猜结果爱尔兰王国在这些合作中无一例外的大获收益，而他们的合作对象有的能够从中受益，有的却下场惨淡，最深刻的教训便是中国。在二三十年代，中国与爱尔兰建立起了紧密而广泛的军事合作关系，爱尔兰提供武器、装备、弹药以及生产线，还跟德国人一道帮助他们训练军队，从而换取了大量的丝绸、茶叶、瓷器以及矿产资源，爱尔兰人富得流油，中国军队却在对日战场上不堪一击。我担心如果我们继续向爱尔兰输出我们的资源，换取他们的装备，会制约我们国家科研力量的发展，让我们在心理上产生一种致命的依赖，一旦他们中断对我们的技术援助，甚至突然站在我们的对立面，我们该怎么摆脱困境？”
布哈林这番话确实给他的同志们提了个醒，无论邻邦表现得多么友善无私，也绝不能将国家最核心的国防安全寄托于他们之手。至于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缘何败给日本，这便是个相当复杂且值得深究的问题了。站在逆向思维的角度，如果没有西方国家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中国人就能够自立自强地阻挡住日寇的侵略铁蹄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斯维尔德洛夫没有辩驳布哈林的论述，而是将话题丢给了自演习结束起就表现得非常沉闷的海军人民委员兼海军总司令：“库兹涅佐夫同志，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确如您所说，我两次随同布勃诺夫同志出访爱尔兰，还有一次率部前去接收爱尔兰交付我们使用的装备，所见所闻，颇有感慨。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包括君主****在内，所有的****制度必定会被共产主义所取代，但在特定时期，这些****制度的有存在的原因和价值，而约阿希姆国王无疑是君主****末期最为出色的领导者，从某种程度来说，他的眼界和胸怀已经突破了传统君主****的限制，所以，我们不能以常规的视角来看到这个人所领导的国家。我们的苏维埃海军是在困境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即便长期受到敌对国家的封锁，依然在坚强地发展壮大，这是让我们感到由衷骄傲的一点。假如外部环境给我们足够长的时间进行发展建设，即便没有任何的外部援助，我相信苏俄海军一定会成为世界一流的海军，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我们目前最缺的恰恰是和平发展的时间，当初日本军队挑起哈拉哈河冲突，如果我们选择退让，那么日本军队现在很可能已经占领了东西伯利亚的广袤土地，我们用于国家建设的木材和矿石产量将会受到很大影响，而我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全力反击，不但守住了国土，还把中国东北地区从日军的占领下解放出来，使得那里的工业生产重新恢复了生机没有记错的话，自1944年以来，中国东北地区的煤铁产量已经占到了我们整个国家产量的三分之一还多吧？”
说罢，库兹涅佐夫向身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经济学家的布哈林同志投去了求证的目光，在对方点头之后，他继续道：“对日作战初期，我们没有得到外部援助，太平洋舰队和远东战区的航空部队独力对抗日本海空军，战斗打得十分艰辛，‘基洛夫’号的战沉一度让我们的官兵受到失败主义的侵扰，而在得到外部援助之后，我们迅速打了几场漂亮仗，最终把日本海军赶出了圣彼得大帝湾。虽然说寻求西方国家的技术援助是短期的逐利行为，好比用酒来麻痹伤口的痛感，长远来说弊大于利，但在当前的特定时期，在我们随时可能再度陷入战争泥潭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必要尽可能迅速地提升自己的实力，等到渡过难关之后，再把欠下的账给补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