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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分发给他们的一份计划书，半晌都没有人说话。
赵大岭似笑非笑地看着白南，道：“你小子，这个事儿就是过不去了啊，一场鸦片战争是非打不可了。”
白南没有什么笑意，很是严肃，道：“不是我个人的执着，而是现实上，除非一场战争打破清国现有封闭的结构，攫取到我们需要的东西，否则，无论是通商还是移民，我们都会面对清国的种种限制，使得我们的发展也饱受负面影响。”
因为涉及军事行动，所以军方的几个高层也都出席了会议，刘放吾眉头深锁，他本能地就非常排斥对清用兵，民国那会儿的人因为离着满清还算近，所以对于前朝也没有后世皇汉崛起后那种除之后快的情结。刘放吾本身见识过内战的残酷，更是对中国人打中国人深恶痛绝。
可是，白南在计划书中一条条一件件罗列的十分清楚由于腐化的官僚体系以及封建特征，清政府会不遗余力地打击移民出洋的行动。在公开渠道上根本无法进行移民的征募，而且即便是私下里做这些事，也会面临政策和管制的风险。而且从这一次的候鸟计划就能看出，跟不跟唐人做生意，只不过是官员们主观想法的问题，唐人的贸易随时都受着不可控的因素影响。事实上，这个时代的欧洲人吃这个大亏吃得更多。清政府经常在贸易上出尔反尔，给欧洲商人造成不可预估的损失。
比较典型的就是1759年的洪任辉事件，在乾隆前期清朝是四口通商，英国人比较习惯在广州进行贸易，不过在1755年，东印度公司的翻译洪任辉（詹姆斯·弗林特），带领一艘商船来到浙江宁波。他们受到了当地官员热烈的欢迎，并且关税和杂费也要比广州更低。再加上江南本身就是他们的主要采购品茶叶和丝绸的产地，比广东更为近便，价格更低，所以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把重点放在了开辟宁波贸易上。
但是对外商殊无好感的乾隆，亲眼所见浙江海上外国商船泛舟，而且还都携带武器，大量货物贩售给外国人，最终在他在1757年废止了四口通商，仅广州一地通商，并且禁止官府直接与外商进行沟通，由广州十三行进行中介（乾隆认为官员直接接待外商，有失天朝尊贵身份）。这里面当然还有广东官员和浙江官员的斗法，如果外商统统跑去宁波，自然会严重影响广东官员们的荷包收入，所以才向乾隆告状，最终促成了这件事。
不甘心的洪任辉乘船来到天津，找了一名通译，写了中文的诉状，并将诉状经由贿赂直隶总督，使其转交乾隆皇帝。洪任辉在诉状中控告粤海关官员贪污及刁难洋商，并代表东印度公司希望清政府改变外贸制度。乾隆不仅没有体察外商的情绪，反而勃然大怒，认为这种行为大失天朝体面，而且怀疑他是“外借递呈之名，阴为试探之计”。结果，洪任辉被驱逐出境，而那位替洪任辉代写诉状的通译，竟落了个被斩首示众的下场。
白南用了非常多的实例和叙述，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也就是在现行的清朝制度下，大唐共和国希望完成自己通商并获取移民的目标，是极难的，而且面临巨大风险。当然白南在其中不可避免的有自己的私心，说什么穿清不造反、菊花套电钻之类的，白南倒不见得有如此心思，但是站在一个民族主义者的角度上来看，想要中华民族领跑世界，称雄全球，仅仅靠发达一个建立在北美西海岸的大唐共和国不够。或者说，凭大唐共和国的体量，不足以代表整个中华民族。
华人的主体还是在中国的，他们仍旧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只有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进入到时代的滚滚潮流中来，才有希望改变这个时空，成就不凡的事业。
穿越后，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有心思去清朝生活的，因为那种生活方式和风俗文化，已经不能接受他们。而真正去改变一个人口三亿、幅员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巨大国家，单单是这种蛇吞象的事情，就已经让一切正常的人望而却步了。有着安分守己性格的华人，更希望能够过好自己的生活，至于遥远的清国，跟他们关系不大。
十三万穿越众里，多是踏踏实实的本分人，他们没什么见识，更没有多少后世信息轰炸下的狂想。现代众里倒是有一些带着反清情绪的年轻人，但是现实是当他们真正来到这个事情面前时，他们根本无从做起，连喊口号的精神都被削弱了。
这世上，大部分人都是嘴炮或者妄想，只有少数人会真的去做事，白南就是这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