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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李定国被解除了独当一面的权柄，此后几日，他痛定思痛，总算把一些原本不愿去想、看到也假装没看见的细节，给逐渐想清楚了。
比如，那天吉王府的军议之前，他就发现张献忠麾下跟冯双礼、白文选平级的王尚礼并未出席。
当时他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两天后才得知，原来早在那场军议之前，张献忠就已经定下了“不管后续如何，至少要先继续往南打到衡州，翻过衡山，然后再考虑向东还是向西还是向南”。
换言之，关于决策的第一部分，张献忠压根儿就没打算请教他的意见。可见在军议开始之前，张献忠对他的猜忌已经堆积到至少有五六分了。
而张献忠为什么这么急切要南下衡州，李定国一开始没想明白，后来听了白文选私下里跟他聊，才算了然：
张献忠如今最担心的，正是如果逃出湖广境内之后，还有没有可能被人跨越省界追击。而在这个问题上，沉树人太年轻，在大明朝廷里的资历太浅，就算能力强，也没资格彻底发挥出来，所以张献忠现在最想确保的，就是弄死杨嗣昌。
所以，张献忠现在的想法，跟去年杀襄王贵王之前一样，依然是满脑子琢磨着如何多杀几个藩王，而且最好是杀了藩王之后，还能占住城池一段时间，别立刻让沉树人夺回去。
这样才能充分证明杨嗣昌的策略从根子上就是错的！根本保护不好地方！围堵也堵不住！到时候崇祯就算不砍了杨嗣昌，也能把杨嗣昌吓死！
可以说，张献忠在疯狂追杀地方藩王这个问题上，已经有点魔怔了，形成路径依赖了，越杀越爽，
又能抢劫到最多的钱财，还能陷害到跟自己作战的官员，还能打击朝廷威信、建立自己的凶名。
而他这次急于速攻衡州，也是因为在衡州有一个远比之前已经杀掉的荣王、吉王更重量级的藩王——桂王朱常瀛！
别看衡阳这地方，后世在湖南也算穷的，毕竟是衡山以南了，位于山区，水路交通不便，经济也就不发达。论富庶程度不仅远远比不上长沙，连常德、岳阳都比不上。
但是在崇祯一朝，就藩衡州的桂王，含金量却很高，因为桂王是先帝万历的亲儿子，也就是崇祯的亲叔叔，虽然封地穷、积攒的钱财不多，可跟当今皇帝的血缘关系近啊！杀他一个对朝廷威望和官员前途的打击，不得抵得上其他远支藩王杀好几个！
崇祯的亲爹光宗朱常洛就两个儿子活到成年，分别是天启和崇祯，所以世上并不存在崇祯的亲兄弟藩王，对他来说最亲近的就是几个同出于祖父万历的叔叔们了。
而万历一共八个儿子，三个早夭，活到成年的一共也就五人。其中长子是崇祯他亲爹，剩下四个藩王分别是福王、瑞王、惠王、桂王。
福王去年已经被李自成杀了，惠王是个异类，在荆州府就藩、却皈依佛门，喜欢礼佛不问世事。
荆州府如今是湖广巡抚方孔炤的驻地，所以张献忠也没打过杀惠王的念头，除非他能先干掉方孔炤，再说杀一个已经想皈依佛门的人也起不到震慑作用，人家都出家修行了，也就剥离了和家人的关系。
所以剩下全天下可杀的崇祯亲叔叔，也就剩衡州的桂王，和重庆的瑞王朱常浩。
重庆还在四川巡抚邵捷春手里，张献忠现在还在绞尽脑汁想着如何绕路入川，只好先放一放，最后眼前就能实现的最优解，就只有桂王了。
所以早在几天之前、他刚破长沙不久，得知沉树人援军已至、抄了他后路时，张献忠内心就已经定下了南下衡州，先杀桂王的打算。
他怕夜长梦多，也怕拖久了之后桂王听说长沙陷落、流贼还有继续南下的想法，提前害怕跑路，所以也就没多等，直接让王尚礼带领一支老营精锐、少量人马先行，直奔衡州。
另外，他还利用了长沙城陷落太快，官军没怎么抵抗、周边地区也还没反应过来这一优势，直接把投降的长沙总兵尹先民的印信、一切公文信物全部收了，甚至还用了一队尹先民手下的投降明军士兵为先导，帮着王尚礼去骗衡阳关的守军——
衡州在衡山以南，而长沙府在衡山以北，所以中间有一些交通要道，是要翻越衡山中某些山谷的。
明末的时候，朝廷倒是没在衡山山谷中直接修坚固的关卡，但至少也有卫所军的营寨，常驻一个守备营。理论上是归衡州等几个州的总兵管的，不归长沙总兵。
但是，当原本就是明军的投降部队、打着毫无破绽的长沙总兵旗号，宣称是“长沙已经被包围，被围前尹总兵怕流贼绕城而下，威胁衡州等地，所以派我们来协防衡山关”。
衡山营守军根本没有提防，就把尹先民的兵放进了营寨，随后混在尹先民部里的王尚礼麾下老营兵突然发难，控制住衡山卫，这一营明军也就直接投了，根本连报信示警都没来得及。
一切的一切，简直跟当初在襄阳诈城如出一辙。只能说当明军一方有总兵级的将领直接投降、并交出信物、还带着部队一起偷，对地方上的影响实在是太恶劣了。
衡山卫说是有一个营，满编该是四千人，王尚礼收编之后实际数了一下，特么的居然当时只有六百多人在驻防，大明的空饷率也是可怕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只能说，南方地区几百年没打仗，哪怕闹鞑子闹流贼以来，湖广与两广交界的地方，也从没遭遇战乱。这儿的武备松弛、将领吃空饷的胆子，已经大到了没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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