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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之威和骑兵之盛，帝国之相初具雏形。
年方八岁的二皇子袁胄不认为自家老爹会就此止步，眼下国朝无内耗隐忧，连着几年风调雨顺，政通人和，民生富足，军势占优，没理由不向刘野猪和定烈宗学习。若讲究休养生息，大可让大哥抚民，他跟着镇北军或靖西军去打江山，以战养战，哪怕把自己的俸禄全扔进去，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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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桑的西方史研究得不是太顺利，主要是安息、大秦、拂菻等没有系统的编年史可考证，不过这些国家和文化引起了他的兴趣。只要有时间，他都会泡在鸿胪寺的通译司和高教授的书房里查资料、做笔记，然后拿回来与哥哥们和顾辞讨论。
这些零星火花似的小碰撞，有时能给在一旁打酱油的袁懿或艺青不少启发。例如孩子们评价古希腊雅典打造的‘提洛同盟’形式，将本该由同盟的城邦国缴纳和共同决定用途的‘盟金’变相改为每年献上的贡税，以收取‘保护费’的形式，为城邦国的海上安全保驾护航。这种本该平等的同盟，却因为一家独大，成为松散的‘帝国’模式，让艺青借鉴到处理东瀛业务上。
东瀛是个很好的试验点，先辅以条约形式，以打击海盗或保护华商为名，全面接管东瀛港口的关税收入和军事权。以大虞现有的商业渗透能力，可首选在那儿试点宝钞的发行和控制，大量进口他们的金银矿和渔林产品，卖出多余的黄豆、小麦等农产品，必要时倾销稻米，使其经济命脉完全受控于皇家产业。退一万步讲，若东瀛政权彻底不受大虞控制，依两国贸易的紧密联系程度，哪怕换个凶残的蒙兀人当天皇，也不会影响其在商业方面的附属地位，大虞还是能占主导之位。
袁懿对此提议很认可，让内阁众议之后，待时机成熟，朝廷拟下发正式国书，将东瀛的‘属地’地位明确下来，充其量不过给个‘属国’待遇，以代替之前通行的‘称藩纳贡’。称藩纳贡是一种以小藩事大国的关系，藩国受中国的册封，并由中国赐与印玺，以每年的朝贡表示服从。中国方面对藩国持不作为态度，甚至为了显示‘天朝上国’的富有与大度，本着‘薄来厚往’的原则，给藩国的赏赐远超过贡品的价值，反而是亏本生意。宗藩之间看似不平等，实际上只是维系一种友好的上下级关系，很多时候并不具有统治和被统治的实质性内容。毕竟中国如果真想要某地，一般打下来后，直接驻军、流官、移民、开垦，允许作为藩国存在的地方，基本上维护起来性价比不高，例如海军壮大之前的安南、高丽、骠国。以后这种商业优先、军税全控的‘属地’关系，也将取代宗藩关系，成为大虞远距离控制海外诸地的国策。
至于中南半岛和高丽这种，有陆地的连接与支撑，先占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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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后，有些史书将东瀛战国时代分为前中后三期。
在大虞全面介入之前，以大名与将军之间的斗争导致幕府更迭，藤原氏、源氏、平氏和上杉氏都是为了上洛组建幕府而战。
第二阶段是大名之间的互殴，上杉幕府在广义之后的将军和天皇一样，是被摆起来或抢来抢去的装饰品，这一阶段以彻底的兵农分离为特征，由于大量的农民成为持刀弩的武士，大豆、棉花、玉米等经济作物和肉类严重依赖于大虞进口，宝钞成为货币。
最后一个阶段很短，继承了信田家和上杉家的信田由方成为战国时代的第一个‘天下人’，他以‘天下布武’为口号，大力提拔各个阶层的人才成为家臣，通过封地和商贸权的区别分封，和严格的晋升奖惩法度，牢牢控制了庞大的家臣团队，并引入了大虞的弓弩，成功地收服了整个本州岛的大名，逼降两藩，组建了一个全面控制公职和天皇的幕府，对大虞割让隐岐岛，全面开放除鹿儿岛、冲岛之外的中京、横滨、难波、博多、敦贺、青森、富山七港，东瀛的海岸线全部对大虞开放。
在由方的威势下，被压制的家臣们相安无事，然而他的去世，又使信田幕府分裂为数派，尤其是占据港口商贸权却无多少土地的大名蠢蠢欲动，纷纷支持不同的继承人。此时大虞以‘驻军保护七港’为条件，介入此次纷争，以七港大名为首，投票选出由方幼子由定为总督，彻底废除将军一职，而其他占地颇广的内陆大名，则联名推举一人出任关白摄政，一武一文，彼此都不再轻易动武。在七港和京都的大虞使馆区的监控下，近二百年的东瀛战国时代结束，三岛迎来久违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