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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金银细软到租界去当寓公，倒是和谐的很。
财政税收方面，联合议会在此时期建立起统一的税务机构。以金融措施针对各地税务机构重叠、税关林立、滥收税政、擅自留上缴税款弊病全面整顿，改革税政，统一征收机关,使各项税皆归统税机关征收。现在的工商税已经成了主流，至于农业税如果不是大农庄或者是合作社之类的规模经济体，税务局都懒的去催办，现在个体农民甚至一些小地主都没管他们的农业税，反正就算没有税收他们的成本也降不到工厂化农庄和合作社的水平上，没有用过农药化肥的农业不是好农民，所以农业税和工商税差不多的收法，税率当然还是按照南京政府的规定，虽然他们自己从来就没有遵守过这种税率。
不过在关税自主上却没有多少进展，毕竟现在约翰牛还是小母牛做火箭，牛碧哄哄带闪电，还不是吴宸轩招惹的起的。不过从山东、江苏、浙江、天津先后和外国政府多次谈判，通过一次关税改革，使海关关税大为提高，显著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改善了一下地方政府低税率带来的财政紧绌的劣势。不过在收入提高的同时，开支也随着增加，主要原因在于公务人员的待遇提高和公用事业支出剧增的缘故。没办法，俺大清在公用事业方面欠债太多，总不能让城市居民再居住在粪堆里吧，于是按照济南的标准，良心下水道和学校、医院、市政道路，环卫机构都开始陆续配备到各个城市，加上省级公路和几条铁路的建设，不出现赤字才有鬼呢。
土地改革本是革命党立党纲领之一，早在反清革命时期，乔帮主就在革命党的纲领中列入了“平均地权”的内容。建国后，革命党宣布其农村政策:“改良农村组织，整理耕地，制定最高租额之法律，增进农人生活。”其城市政策是“颁布劳工法及工厂保护童工及女工。”乔夫去世前革命党在南京召开的中央和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通过《最近政纲》，规定“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减轻农民负担，统称“二五减租”。但真正实行过的只有黄克敌坐镇的江西省，该省的“二五减租”幅度较大，佃农实际所得远大于地主，因此，自始即受到城乡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最终江西省政府迫于压力取消了减租办法，而大部分省份连装模作样的减租条文都没有。
在北方联合议会颁布《佃农保护法》，规定“佃农缴纳租项不得超过所租地收获量百分之三十五”，“佃农对于地主除缴纳租项外，所有额外苛例一概取消”，“佃农对于所耕土地有永佃权”。最致命的其实还是那条“佃农与地主永远割裂人身附庸关系，之前一切附庸约定均不受到政府承认。”也就是说地主家再也没有长工之类的半奴隶了，加上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城镇化的迅速扩张让农民除了土里刨食之外，多得是求生门路，地主不打算减租减息也不成，总不能自己种这么多地吧？
总括而言，南京政府在平均地权的措施上，因遇到阻力甚大，能力先天不足，旋即停止实施，几乎没有什么建树。但是北方十四省联盟虽然进度有快有慢，但是大势所趋让地主没得选择。加上商会的工商业大资本家们把自己在乡下的土地也工厂化经营了，化肥农药加上良种改造，还用上了简单的农业机械，一下子就把农产品价格给打压下去，现在的地主除了自给自足的少数小地主，其他不想被逼疯的都参加了合作社，几家几十家的抱团，也用上了化肥农药和农机良种，到了秋收有商会的大粮商敞开收购粮食，算下来比自家两年的收入都高，面对白花花的大洋，还死扛着反对的人吴宸轩反正没见过。
现在复兴农业是成了联合议会里喊得颇为响亮的口号。其目的除了发展国民经济之外，也是为了消除革命党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带来的影响。政府救济农村金融，减免部分农产品税，对进口粮食开设检验检疫并且加收费用；设立农业实验所指导农业生产，开办农业推广区等。治理黄河、淮河、长江以及太湖等水利委员会也相继成立，以兴修水利工程。尽管南京政府也打算为农业发展做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挽救农村经济的措施发挥的实际效用有限，几乎属于空中楼阁，革命党的政策基本上可以算是破产的。
现在掌握在十四省联合议会手里的粮食总产量已经是十八亿吨，光是面粉和大米就够中国全国吃一年有余的，家里有粮心中不慌，何况接下来欧洲的白皮打生打死的哪有功夫种粮食，还不得靠美国面粉和中国的大米来养活，至于西南地区和广东福建能够自己吃的就不错了，出口粮食赚钱的想法很美好，不过就凭革命党的能力来看，吴宸轩觉得还是研究一下转基因技术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