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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要求江忠源、曾国藩、左宗棠三人就当下局面写个奏折，江忠源距离京城近，又是独立承担了一个作战方向，他的奏折最先到。
左宗棠受命去浙江当练兵大臣，他此时已经带领了五千部队出发。长江肯定走不成，走长江以北的话就需要先北上，进入河南，再从蒙城那边转而去江忠源控制的宿州。接着走徐州，再沿着海边南下。这条道路不仅路途遥远，还无法避免路上与太平军发生遭遇战。既然无法避开太平军，左宗棠采取了非常简单的路线，从湖南东进，走江西，直奔浙江。
虽然距离比曾国藩远些，而且还在前去浙江的路上，左宗棠的奏折是第二个到的。得知了韦泽韦泽陈兵宣城，左宗棠在奏折中的想法与江忠源差不多，都是认为韦泽是要下两广。身在湖南，左宗棠的消息比在淮北的江忠源更加灵通。太平天国离开广西已经将近三年，广西的清军兵力已经被抽空。没有了压力的天地会闹腾的很欢，他们的首领朱洪英、胡有禄攻克灌阳，建立了“升平天国”，朱洪英称镇南王，胡有禄称定南王。
广东天地会众人的抗争丝毫不在广西之下，广东天地会首领陈开在佛山起义，建号大宁。广州郊区李文茂、陈显良等率领数万人响应，起义军蓄发易服，头裹红巾，世称“红巾军”。起义声势浩大，“旬日之间，连陷数十州县”，顺德、香山、东莞相继克复，省城广州势孤援绝，陈开、李文茂率义军乘势围攻广州。1855年2月，陈开、李文茂正与防御广东的两广总督叶名琛打得激烈。
局势如此危机，若是任由韦泽带领五万多久经沙场的精锐部队杀进两广，满清在两广局面就真的要全面崩盘了。左宗棠建议咸丰皇帝立刻命令江南江北大营的部队全力与韦泽作战，无论如何都不能让韦泽杀进两广，同时调动曾国藩与左宗棠的部队死守住江西的要地。福建的清军也要出动，参与到与韦泽血战的战列中来。
咸丰看完眉头几乎要拧成一个疙瘩，左宗棠的建议很有道理。不过也仅仅是很有道理罢了，此时太平天国依旧是控兵数十万的强大力量。清军在长江流域的部队也就是曾国藩，江南江北大营，左宗棠，这么三支而已。就以往的战绩来看，这三支军队加一起大概有十二三万人，顶多能与韦泽来个鱼死网破同归于尽。
这帮人和韦泽同归于尽，接下来的局面的自然是太平天国数十万大军如同脱缰的野马般开始在长江流域肆虐。两广能不能保住且不用考虑，反正长江流域是不用再想。
曾国藩的奏折是最后才到的，在奏折中曾国藩先是再次请罪。湖口之战中曾国藩的湘军水师伤亡很大，逼得曾国藩自杀未遂，几个月过去了，曾国藩也没有完全缓过劲来。
在奏折中，曾国藩也认为韦泽要南下两广，他也认为一旦韦泽进入两广，两广自然不保。在做出这样判断之后，曾国藩提出了几个问题。首先就是韦泽与太平天国到底谁是主，谁是次。以兵力，号召力来看，太平天国依旧远超过韦泽。更重要的是，太平军已经有了一大块比较稳固的地盘。清军周围的清军要么是遭受重创，暂时无力推进，要么是根本就没有蓄积起进攻的力量。
在这个关头，如果再调动兵力去攻击韦泽，劳师远征的艰难不说，之前清军做出的努力也全部化为乌有。
例如湘军，此时主要陆军兵力正在围困九江城，其他兵力则是固守江西各地城市。如果主力前去与韦泽作战，太平军自然就能解了九江的围。假如韦泽与太平天国之间完全分离的消息是真，太平军坐视韦泽与清军大部队决战，他们也不会闲着。那时候能够自由行动的太平军一定会猛攻湖北、湖南。清军主力与韦泽血战之后元气大伤，也无力挽救湖北和湖南的战局了。
更糟糕的是，如果韦泽不是完全脱离了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只用进入江西切断清军的粮道，韦泽派兵抵挡住手下败将江南江北大营的进攻，全力攻击曾国藩与左宗棠的部队，这两支部队一旦覆灭，韦泽就能立刻转回头进攻江南江北大营。而太平军则西进夺取湖北和湖南。那时候就不是战线崩溃的问题，而是长江以南完全不再是满清的地盘。韦泽也好，太平天国也好，大可从容的进军两广。
其次，韦泽到底能不能夺取两广。太平天国与天地会之间一直合作的不好，否则的话他们早就应该与闹得正欢的两广天地会互相呼应。即便是韦泽南下两广，他要与清军作战，还要作为客军，与两广天地会作战，短期内只怕是拿不下广州。
而清军如果以两广兵力为主，在辅佐以少量精锐牵制韦泽的军事行动。就有可能让韦泽在广东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站不住脚。此时与韦泽决战，只能让韦泽与太平天国联动起来。将韦泽与太平天国分开，再各个击破，是比较稳妥的做法。
曾国藩倒也够实在，他在奏折最后实话实说，虽然让韦泽南下两广的确有很大危险，不过两害相较取其轻。还是让韦泽走的更远些之后再动手比较好。
朝廷大臣那种完全放纵韦泽的观点，左宗棠那种非常着急与韦泽决战的观点都不能让咸丰满意。曾国藩的谋划倒是颇为平和中正，也兼顾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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