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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很久才让人找到。
不管怎样,后世赫赫有名的大贵商行就此宣告成立,而且从一开始就是既不归清政府管理,也不归英国政府管辖的三无黑户。
(知了注:按照这时代的习俗,领事馆自然不向到中国的本国商人征收税款,只有商船到达英国后由英国当地税务部门收税;后世也是一样)
这时代中国的关税收取方式很有意思,因为清廷官员向来不愿意过多涉入到夷务,因此外国商船到中国做生意的时候,要到本国领事处申报进出口货物种类和价值,并按此纳税。
是个人都能明白这种类似君子协定的做法有多大副作用,而且英国人方面没过几年也琢磨过来,这样一来只有英国商人在纳关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商人,没有正规的领事机构,反而不用缴纳任何关税。
1851年8月14日,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向刚上任不久的上海道台吴健彰发布照会,说“最近奉到英国政府训令...阁下...不向本领事馆寻求任何违章及走私的情报。
...贵道台将明白了解英国政府并不为英国商人要求任何特殊权利,而只要求英商取得和其他外商同样的待遇...中国官吏不能够一面容忍或默许其他外商的逃税,而一面对英国公民采取不同的行动。”
通过这项照会,英国的商人们跟其他国家的商人一样,获得不需要向任何组织机构提供进出口货物信息,从而正大光明走私的权利。
如果有人认为中国的关税权是太平天国运动发生以后,因为吴健彰签署各种卖国协议才丧失的话,就会明白这项权力和利益,早在清政府还算正常执政的时候,就已经损失殆尽,而且这本身跟吴健彰没有多大关系。
接下来,赵大贵便以大贵商行的名义,跟凯利特船长签署了一份货物代理协议,算是正式拿到了代理权。
不过,这份代理协议更多倾向于一种君子协定,既没有约定具体的价格,也没有违约责任和惩罚等,最多算是备忘录。
事实上,在这个时间点,不管赵大贵还是凯利特船长都没法签署什么正规协议,一呢赵大贵的商行未免儿戏了些,一点信用都没有,二呢船长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向这位很会说英语的中国人期待些什么。
有一个好消息是,按照惯例船长给赵大贵支付了两百银元,算是初期的活动经费,这笔钱要在以后生意全部达成后扣除的,不过对此时的赵大贵而言,依然是一笔很有用的资金。
因此,赵大贵虽然感觉有些惊讶,但还是很高兴地笑纳了。
接着,赵大贵便告辞出门,去找所谓的本地茶商商量生意去了,只留下巴富尔跟船长在屋里,面面相觑。
“领事先生,这位赵买办做事靠不靠谱呢,怎么连商行都是今天才注册成立呢?”船长不安地问道。
说实话,船长觉得自己有些被误导了,一开始发现赵大贵的头衔是买办,就以为是广州那种历史悠久、实力庞大的专业买办,如今看来完全不是。
至于巴富尔领事,自然是一脸的苦笑,心想你问我,我还不知道问谁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