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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日本的圣德太子在致隋炀帝的国书中写道：“日出处太子致日落处太子”，这就是日本国名的雏形。直到七世纪后半叶，日本遣唐史将其国名改为日本，成为日本的正式国名。《新唐书·日本传》中有记载：咸亨元年（670年），倭国遣使入唐，此时倭国已“稍习夏言，恶倭名，更号日本”。所以，此时正该用‘日本’来称呼日本。）
李资谦的猜测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宝文阁学士郑克永更是言之凿凿道：“必是那寇人无疑，耽罗郡在我高丽和他日本之间，不是那些贪得无厌的日本人是谁？”
韩安仁道：“有无可能是宋人？毕竟宋人离耽罗郡也并不远，且宋人水军发达，是我高丽所不及，以船移民占我耽罗郡也并非不可能。”
面对以李资谦为首的豪族势力的步步紧逼，王俣也并非完全不抵抗，这些年王俣从地方上提拔了韩安仁等一批新进官僚。
这批王俣侧近势力与李资谦他们这些豪族势力可以说是处处作对。
见韩安仁跳出来，李资谦淡淡的说道：“宋商王则前几日与我说，宋主受道门感召实行无为之治，怎会来侵略我耽罗郡？韩大人若是不信我之言，可以问金舍人，他能证明此事。”
被李资谦点名，不久前才出使大宋的金富轼，只能出列道：“不错，我等去东京汴梁时，开封府人人皆信道、皆供道家神像，很多地方的寺庙都改为道观，和尚留发当起了道士，道符院还册封宋主为教主道君皇帝。”
听金富轼说起这些趣事，一些有识的高丽大臣忍不住一笑，笑赵佶昏庸荒谬。
李资谦又道：“且宋国去岁干旱，多地颗粒无收，自顾尚且不暇，怎么可能有精力来抢占我高丽的耽罗郡？”
李资谦说得有理有据，韩安仁一时无法反驳。
见韩安仁斗不过李资谦，王俣道：“好了好了，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应对？”
李资谦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自然是将其剿灭！”
虽然跟李资谦政见不合，可处处为王俣考虑的韩安仁也出言道：“必需将其剿灭，否则被那日本在耽罗郡站稳脚，就相当于在他日本和我高丽之间架了一块跳板，随时都可以威胁我高丽的全罗道。”
王俣问：“那由谁人领兵去剿灭这伙寇人？又带兵多少？”
李资谦道：“当以泰山压顶之势将其一击粉碎，我保举枢密……”
韩安仁抢话道：“臣保举我高丽宿将吴延宠为帅，兵嘛，就按照太师的意思多多益善。”
李资谦看着韩安仁道：“那罪人如何能担此重任，且他年已近六十，如何能再骑马拿刀？”
韩安仁毫不退让道：“那一战非他之过，他只不过是救援心切，才被敌将钻了空子……太师，此乃国战，关乎我高丽的国体和利益，你扪心自问，且不说老将军曾辅佐尹元帅画定地界筑九城，只说除了老将军以外，我高丽还有谁曾统领过数万军马，你那胞弟能胜任这一重任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