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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是应日本的改造社之托而写的，原是日文，即于是年三月，登在改造〔1〕上，改题为火，王道，监狱。记得中国北方，曾有一种期刊译载过这三篇，但在南方，却只有林语堂，邵洵美，章克标三位所主编的杂志人言上，曾用这为攻击作者之具，其详见于准风月谈的后记中，兹不赘。
草鞋脚是现代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应伊罗生（hisaacs）〔2〕先生之托，由我和茅盾先生选出，他更加选择，译成英文的。但至今好像还没有出版。
答曹聚仁先生信原是我们的私人通信，不料竟在社会月报〔3〕上登出来了，这一登可是祸事非小，我就成为“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了。有八月三十一日大晚报副刊火炬〔4〕上的文章为证——
调和绍伯——读社会月报八月号“中国人是善于调和的民族”——这话我从前还不大相信，因为那时我年纪还轻，阅历不到，我自己是不大肯调和的，我就以为别人也和我一样的不肯调和。
这观念后来也稍稍改正了。那是我有一个亲戚，在我故乡两个军阀的政权争夺战中做了牺牲，我那时对于某军阀虽无好感，却因亲戚之故也感着一种同仇敌忾，及至后来两军阀到了上海又很快的调和了，彼此过从颇密，我不觉为之呆然，觉得我们亲戚假使仅仅是为着他的“政友”而死，他真是白死了。
后来又听得广东a君告诉我在两广战争后战士们白骨在野碧血还腥的时候，两军主持的太太在香港寓楼时常一道打牌，亲翱逾常，这更使我大彻大悟。
现在，我们更明白了，这是当然的事，不单是军阀战争如此，帝国主义的分赃战争也作如是观。老百姓整千整万地做了炮灰，各国资本家却可以聚首一堂举着香槟相视而笑。什么“军阀主义”“民主主义”都成了骗人的话。
然而这是指那些军阀资本家们“无原则的争斗”若夫真理追求者的“有原则的争斗”应该不是这样！
最近这几年，青年们追随着思想界的领袖们之后做了许多惨淡的努力，有的为着这还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个人的生命是可宝贵的，但一代的真理更可宝贵，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太打浑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
后者的例子可求之于社会月报。这月刊真可以说是当今最完备的“杂”志了。而最“杂”得有趣的是题为“大众语特辑”的八月号。读者试念念这一期的目录罢，第一位打开场锣鼓的是鲁迅先生（关于大众语的意见），而“压轴子”的是赤区归来记作者杨邨人氏。就是健忘的读者想也记得鲁迅先生和杨邨人氏有过不小的一点“原则上”的争执罢。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邨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
苦的只是读者，读了鲁迅先生的信，我们知道“汉字和大众不两立”我们知道应把“交通繁盛言语混杂的地方”的“‘大众语’的雏形，它的字汇和语法输进穷乡僻壤去”我们知道“先驱者的任务”是在给大众许多话“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时“明白更精确的意义”；我们知道现在所能实行的是以“进步的”思想写“向大众语去的作品”但读了最后杨邨人氏的文章，才知道向大众去根本是一条死路，那里在水灾与敌人围攻之下，破产无余，“维持已经困难，建设更不要空谈。”还是“归”到都会里“来”扬起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旗更靠得住。
于是，我们所得的知识前后相销，昏昏沉沉，莫明其妙。
这恐怕也表示中国民族善于调和吧，但是太调和了，使人疑心思想上的争斗也渐渐没有原则了。变成“戟门坝上的儿戏”了。照这样的阵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
关于开锣以后“压轴”以前的那些“中间作家”的文章特别是大众语问题的一些宏论，本想略抒鄙见，但这只好改日再谈了。
关于这一案，我到十一月答戏周刊编者信里，这才回答了几句。
门外文谈是用了“华圉”的笔名，向自由谈〔5〕投稿的，每天登一节。但不知道为什么，第一节被删去了末一行，第十节开头又被删去了二百余字，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是写给太白〔6〕的，登出来时，后半篇都不见了，我看这是“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的政绩。那时有人看了太白上的这一篇，当面问我道：“你在说什么呀？”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使读者可以知道我其实是在说什么。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也是写给太白的。凡是对于求神拜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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