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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师节来临之即，四年前到贵州采访一个支教同事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挥之不去。
官寨，黔西南织金县的一个苗乡，单位的一个女同事曾在那里扶贫支教。
在这个世纪的第一个早春，我们一行三人，带着近六万元的慰问金，去那儿看望她。因为贵州的大雾，飞机延迟了2小时才到达贵阳龙洞堡机场，这个延迟打乱了官寨方面的欢迎计划。我们建议其取消仪式，但被他们礼貌而固执地拒绝了，为了不让主人们等得太久，我们只好马不停蹄，直奔官寨。
在盘山公路上螺旋式上升下降了5小时，我吐掉了胃里所有的食物和饮料。红日西沉时分，我看到了官寨派来的向导和我们的同事宋。
“你们总算来了！”宋笑着飞了过来。她拉着我们的手，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这是一个建在山上的寨子，石头片子、茅屋盖的房子歪歪扭扭，趴在乱石丛生的山坡上。有两座建筑周围贴着白瓷砖，鹤立鸡群，像深圳的地王大厦般的抢眼。向导说这是乡政府和学校，一个是上面拨款建的，一个是香港人庄水莲捐建的。
欢迎仪式简单但却热闹。临时拉起的一块横幅上写着：“欢迎您，来自远方的客人”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客人”；当地电视台的几个记者扛着摄影机追拍着我们。在弥漫的烟尘中，一个个瘦小的身躯，一张张菜色的面庞从我眼前晃过，我的心情有点兴奋，但更多的是沉重。
座谈会安排在一间简陋的教室里进行。几十张课桌拼在一起，铺上一块蓝布，扮成会议桌的模样。没有靠背的条凳围成了两圈，坐满了从当地县政府、团委赶来的官员。桌上摆放着橘子、花生和一束褪了色的塑料花。主宾寒暄后，是慰问捐赠仪式。我们把写着象征58000元支票的纸板交到了他们的左校长手上，这意味着他们学校获得了十年的办学经费。每个学期，整个学校的开支只有二千多元。
在他们寒暄的时候，我溜到了操场上。早已饥肠辘辘的学生正在散去，有几个学生正在降国旗。看到我要拍照，一些孩子又围拢过来，簇拥在国旗下。他们蓬头垢面，衣不遮体，国旗却异常的鲜艳，把他们的脸映得如一枚枚浸透了阳光的鲜果。
一个教师模样的人走过来，他自称是这里的教导主任。他是汉人，讲一口贵州味的西南官话。
“我们这里的山上都是石头，树很少，海拨一千八百多米，水比较缺乏。我们，也包括宋老师用的都是屋顶上接的雨水。”
在我们脚下不远，就有一户人家，房顶半是茅草，半是平顶，平顶上黑汪汪的，漂着落叶和草根，隐隐约约似乎还有些活物在蠕动。
“开始宋老师不太习惯，用这个水煮出来的饭吃不下，洗了手脸就生疮。现在好了，习惯了。”
晚上，我们在乡政府附近的一家馆子吃饭。说是馆子，其实是一个山民的家，因为相对殷实和宽敞，被当作当地的五洲宾馆一样使用。那位被叫做老板的山民见我们到来，殷勤地招呼我们，他的女儿用木盆端来了水，让我们洗手准备吃饭。昏暗中，我把双手伸入木盆，触到了漂在水中的菜叶、水中的饭粒和其它滑溜溜的什么东西，我没法在灰暗的灯光下看清楚，也不好多问。
来吃饭的人很多，刚才见过的或是没见过的，里屋外屋地坐了两大桌。桌上蹲着一个土炉子，炉膛里跳跃着红红的火苗，驱散着山中晚来的寒气。菜很快上来了，有腊肉、土鸡、旱鸭，还有几种不知名的野味和野菜。这里的人嗜辣，即使白菜也要加上厚厚的辣椒。一只只大瓷碗盛着火辣辣的包谷酒，被大口大口地灌进了喉咙。
“你随意，我干杯。”很吃惊他们也说这句话。
几十人轮番向我们敬酒，酒一下肚，话也多起来了。一个乡干部满怀豪情地说西部大开发、修水库、发展旅游业的事情；一个派出所所长则不无牢骚地抱怨起深圳的边防证制度：“搞得我们的后生们都不敢去你们那里打工了。”一个老师说要给我们说个笑话，是他班上发生的一件事情。有一个女学生，才十四岁，因为家里穷，辍了学，嫁给了一个大她十多岁的汉子。那汉子要上床时，女孩子执意不肯。男的心生一计，买来一些水果糖，把女孩哄上床了。日子一久，便成了习惯，只要男的手上没糖，女孩便哭闹着不肯上床。只有很少的人附和着笑了两声，便象停电似的嘎然而止。火苗照亮了每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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